《阵地》生动塑造了文化抗战中的知识分子群像。配图均为资料图片

　　“壮绝神州戏剧兵，浩歌声里请长缨”，这是田汉的诗句，写于1944年的桂林，慷慨悲歌，沉雄坚毅，字里行间道出了他“甘与吾民共死生”的一腔赤诚，也道出了亿万大众的心声。1938年至1944年期间，数以千计的文化人聚集到桂林，他们将文字、音符、画笔、课堂，都化作抗战的“利器”，以热血敬山河，文心筑长城。

　　桂林是有故事的城市，它见证历史，也讲述历史。它曾经是那些从天南海北来的文化名人的家，也是他们在烽火岁月中坚守的“阵地”。在那艰苦卓绝的日子里，艾青写下饱含深情的诗作《我爱这土地》，成为当代文学的一块丰碑。茅盾创作了被认为是“抗战以来文艺上巨大之收获”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巴金在防空洞里写下的散文《桂林的受难》《桂林的微雨》《做一个战士》，记述了侵略者的炮火如何让昔日的山水失去了宁静。音乐家张曙创作抗战歌曲时遭轰炸牺牲，《我们要报仇》《负伤战士歌》发出反抗的吼声，血染的稿子上谱写着他生命中的不朽绝唱。田汉创作的抗战话剧《秋声赋》掀起了一股“满城争说秋声赋”的热潮。“西南剧展”演出场数170多场，观众数量达10万人以上，被誉为“中国戏剧史上的空前壮举”。徐悲鸿创作了《风雨鸡鸣》等大量画作，并四处奔走义卖为抗战筹集资金。吴晓邦的舞剧《虎爷》也由漓水边走向全国。赖少其创作的版画《抗战门神》一问世便广受欢迎，桂林百姓争相张贴。这些作品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成就，具有极强的战斗性和大众化特色。《救亡日报》《大公报》及时推出各类专栏，广泛宣传党的团结抗日方针和进步思想。国际新闻社里，范长江、胡愈之等共产党员建起党支部，真理之声，千里共鸣。烽火弦歌显豪情，山河重光志长存，一行行铅字不仅印在纸上，更刻进了民族脊梁。在陶行知的倡议下，桂林“岩洞教育”的读书声响彻云霄。白鹏飞、杨东莼等教育家用满腔的热忱培育人才。李达、李四光、丁西林等著名科学家和学者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科研工作，就像伏波山上的摩崖石刻“还我河山”，独秀峰上的“卓然独立天地间”，留下了永不褪色的坚韧誓言。

　　这些文化人写就的华章，留存在各种文字记述中，他们的名字如星辰般在历史的夜空中闪耀。当然以往也有无数的文艺作品在讴歌他们的一片丹心，但还没有一部电视剧把这段文化人的抗战史完整地表现出来，《阵地》完成了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形象地展示了一条文化巨流的激浪翻滚！

　　电视连续剧《阵地》把“文化抗战”叙事推到了前台。如果一部文艺作品在“叙事”上有所突破，它的意义就不一般。这里的“叙事”不是指故事讲述层面的技巧，而是指建构一套更宏阔的意义系统。《阵地》以1938年至1944年桂林文化抗战运动为背景，用32集的鸿篇巨制，生动描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中国文化界坚守文化阵地的动人场景。此前，文艺作品的抗战叙事多表现的是中国军民在正面、敌后两大战场中的浴血奋战，《阵地》则将镜头对准文化人以各种方式，展开的一场对日本侵略者的文化抗击。文化抗战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抗战一样，是伟大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凝聚民族精神、激励斗志、鼓舞士气的有力武器。《阵地》将抗战叙事从常见的军事史、英雄史，扩展为由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民众生活共同汇成的时代洪流，彰显了“笔杆子与枪杆子”双线配合的巨大威力。《阵地》一开篇毛泽东就阐明了武装斗争和文化斗争两支队伍建设的重要性。一支能写雄文的“纤笔”相当于数千“毛瑟精兵”。抗战胜利是军事上的击退外敌，也是在文化上固守了根基。像第26集中周恩来和夏衍、安娥谈及文化的一场戏中，阐明文化作为象征和标识，对于民族的认同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文化代表着文明和希望，站在文化的一边，就是站在进步和道义的一边。《阵地》中的一个个人和一桩桩事，形象地揭示出文化认同与精神坚守同样是抗战胜利的重要基石。

　　一部好电视剧是思想深度、艺术高度与情感温度的完美结合。要让文化抗战叙事深入人心，编导势必要借助特定的艺术样式，如果说立意是电视剧的灵魂，人物是血肉，那么结构就是支撑起整个故事的骨架。

　　结构是对事件的选择和安排，这种选择将事件组合成具有意义的“路线图”，将丰富复杂的历史线索构建成一波接一波矛盾冲突。《阵地》的结构采用双核叙事，在文化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双核驱动下展开叙事，展现中国共产党如何从文化和政治两个维度领导救亡运动。“双核驱动”像双引擎一样推动剧情发展，共同服务于“文化抗战”主题。剧中的一个内核是文化人的抗战行动，聚集在《救亡日报》编辑部周围的一批文化人，除办报外，他们组织鼓劲的游行、出版小说和前线见闻录、组织演出、改造旧剧种等。剧集再现了《义勇军进行曲》首次灌制成唱片、《救亡日报》创刊与复刊、陶行知推行“岩洞教育”、话剧《一年间》创作、桂剧《梁红玉》改革、金山来桂排演《台儿庄之战》等重要文化事件，他们如何用文艺的力量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另一个内核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救亡日报》上刊登的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爱国人士的文章，一经发表就在民众中形成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人心聚在了一起，血流到了一起。《阵地》是把文化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剧情灵活穿插在一起，在紧张与舒缓、悲伤与平静、冲突与和解之间找到叙事节奏的变化和平衡。有时，文化抗战线剧情相对平淡一点，就穿插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更加揪心的冲突。例如，政治部要解散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斗堡垒“第三厅”时，周恩来直接出面交涉，留住了郭沫若等5名文化名人。这就是一场对资产阶级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以斗争求团结的好戏。在文化抗战叙事线剑拔弩张后，编导又适时地穿插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舒缓的故事情节，体现出编导极强的宏观架构能力和局部细节处理能力。

　　如果说结构是剧作的骨架，那么一个鲜活、有力、能引发共鸣的人物就是其中的“引力场”。《阵地》中人物群像的塑造方式，采用不同的表现方式，主次分明，浓墨重彩和工笔细描相结合。第一类形象，就是剧集中贯穿性的人物。李克农和夏衍这两个人物凸显了他们在民族危亡阶段的斗争精神及人格魅力，他们身上有磁铁似的本领，能把大家都吸引在周围。在国民党下达追杀令后，李克农从容安排好转移的物资后才撤离桂林。这里是通过在“紧要关头的抉择”来塑造人物，一瞬间展露出人物灵魂最深处的底色，以及人物的信仰和坚守。第二类是串联人物。如女记者任素宁，这个人物更侧重于她的成长性，表现出人物的弧光，从一开始比较单纯的个性，到经历了苦难、爱情、人生的跌宕后，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第三类人物形象是这部电视剧里出现最多的文化人。编导一是抓住人物面对生死的态度。如刚回国下船的郭沫若不屑国民政府的通缉令：“我是炎黄子孙，只是回家，有什么好怕的”，体现了他骨子里的凛然之气，一个镜头一句台词就写活了一个人。二是个性化表达。比如说王鲁彦这个人物形象，他一开始认为作家要用文学滋养人，抵抗外敌是政府和军队的事情，结果他的长篇小说因为和现实脱节没人出版。巴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服他，如果一个作家脱离了生活，脱离了时代，就脱离了文学之源，就会被时代抛弃。再比如新中国剧社成立后，田汉希望尽快写出剧本，安娥则不满田汉把家事写进去，洪深开导她，田汉要写的绝不是个人的恩怨，就像当年他写《义勇军进行曲》一样，是以小见大，借作品发出民族的吼声，安娥听后就释然了。这样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三个人物的特点，揭示了在民族危亡的环境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人格力量，完成了“士”精神的当代转化。

　　“叙事”的建构需要通过文化、语言、教育、传媒等途径一遍遍讲述与强化。随着《阵地》的播出，溢出效果已经相当明显，一部文艺作品产生的影响正在不断扩散。相关书籍和影像制品的销量明显上升，网络上对这段历史及各种细节的搜索量激增。可以说，《阵地》成功激活了一段历史记忆，很多历史事件发生和人物生活过的场所成为人们寻访的目的地。据统计，桂林目前有抗战历史文化遗址、遗迹点160多处，其中仍有遗存的111处。历史遗存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档案”，是一个民族文化层积的物证。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文化长河中的光亮都凝结于一砖一瓦之中。文化遗存是民族记忆的储存器，同时，它也是维系共同体情感的纽带，因为一旦它被“激活”，消隐的“历史”就变得可触可感可悟。像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里，现在每天都会迎来大批参观者，无论是“抗日烽火映桂林”主题展，还是常设展，人们都可以体察那段艰难的历程，触及桂林这座抗战文化城的精神质地。《阵地》为当代人理解抗战精神和文化的力量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从历史讲述中感悟出时代命题，特别是在国际形势风云诡谲的当下，尤其要注重宣传舆论阵地的建设，更要领会“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占领”的要义，把话语权和议程设置的能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丰子恺于1940年出版的《大树画册》有这样的题词：“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描绘了春天到来时的欢欣景象，一个民族守护住了文化的根脉，它的文明之河就永远不会断流。80多年过去，当年那些文字和声音早已嵌入一座城的文化基因，沉淀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财富。《阵地》回响着的不止是历史的激荡，也有与现实对话的启迪，与未来前行的激励。

　　（作者：陆绍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