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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篸。”广西桂林漓江不仅是全球最美的15条河流之一,更是国家重点保护的13条江河之一,面对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和“保护好漓江、保护好桂林山水”的殷切嘱托。漓江守护则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结合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下足功夫,形成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漓江经验。
一、漓江之困与生态文明的时代课题 蜿蜒于喀斯特峰林间、被誉为“百里画廊”的漓江,曾是生态危机的缩影。20世纪末至 21世纪初,随着沿岸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与旅游业的粗放发展,生活污水直排、无序采石挖沙、农业面源污染等问题交织叠加,直接导致漓江水质下降、河岸侵蚀、生物多样性锐减,曾经的清澈碧波一度蒙上生态危机的阴影。 破解经济增长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透支与生态环境的破坏之上,陷入“发展越快、生态越伤”的矛盾,超越“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工业化老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范式。其中,生态文明强调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守住生态底线,生态文明建设正是通过重构发展与保护的关系,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导向,为破解此类“发展困局”提供根本遵循,这也让漓江的治理与重生,成为检验生态文明理念实践成效的鲜活样板。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漓江守护的知行合一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支柱与实践指引,而漓江流域的生态保护与治理实践则是理论多维度的具象化呈现。 (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引领发展“范式”变革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内在统一,超越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简单对立的传统思维,保护生态环境,本质上是保护潜藏于自然系统中的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则是对这种生产力最为有效的提升与发展。 面对历史上因无序开发、粗放利用对区域发展造成的制约,桂林市坚定秉持“生态优势金不换”的理念,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全面治理,关停风景名胜区内21家采石场,拆除沿岸全部鱼餐馆与违法建筑,全面清理重点水域网箱养鱼,关停沿岸家禽养殖场1100余家,并清理拆解影响景观数十年的“桂桂渔”渔船。同时,通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严控开发强度,并统筹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等重大项目,累计完成采石场生态复绿136万平方米,修复洲岛、湿地、喀斯特区域及非法采砂点面积近110万平方米,让裸露山体重披“绿装”,重塑自然肌理。 随着江水复清、山川复绿,这片“绿水青山”蕴含的美学与休闲价值迅速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动能。蓬勃兴起的旅游业及衍生的生态农业、文化创意等绿色产业,形成了持续释放的“生态红利”,充分展现了将自然资本有效转化为经济社会财富的可行路径。 (二)“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指引整体性修复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环境,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漓江流域面积逾1.2万平方公里,生态组成丰富,要统筹施策以实现综合性治理,摒弃条块分割的碎片化模式,以系统思维统筹推进全要素、全地域、全过程的协同治理与一体化保护修复。 在“整体统筹、系统推进、突出重点、分步实施”方针指引下,漓江流域自2018年起陆续推进了喀斯特生态修复一期、二期、三期工程。工程项目从设计到施工始终秉持“近自然”原则,以“工艺自然、材料自然、景观自然”为导向,将生态修复融入自然景观,有效维护了漓江风景名胜区喀斯特生态的原真性和完整性。而漓江综合治理并未局限于单一河道治理,同步推进了涵盖生态保护、修复提升、产业转型在内的多项举措,即一方面,通过强化山林植被保育、控制农田面源污染、保护恢复湿地节点,全力保障漓江干流水质安全与生态系统功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漓江游船、排筏“油改电”工作,实现干流1210张游览排筏全部纯电化运营,构建绿色低碳旅游新模式;同时积极发展生态茶园、有机果蔬等绿色农业,并打造“印象·刘三姐”等文旅IP,推动生态资源向高附加值转化。 通过统筹兼顾、多措并举的系统治理,漓江流域不仅显著改善了景观生态环境和人居条件,更实现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为生命共同体理念的落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范。 (三)“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构筑生态治理长效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保护生态环境,不仅要有立竿见影的措施,更要有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明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严格的监管执法机制和公正的司法保障,是遏制环境违法行为、巩固治理成果、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根本所在。 在漓江生态保护中,通过立法保障先行,2012年1月广西实施首部漓江流域生态保护地方性法规,桂林市同步出台10部相关地方性法规及系列政策,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机制,开展“两个保护”专项监督,构建“四化”执法监管长效机制;通过体制革新破困局,桂林重组漓江管理架构,成立党工委会与管委会,由市主要领导兼任负责人,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实现“一支队伍管漓江”;通过科技赋能强监管,建成数字漓江5G生态保护平台,创建“数字漓江-智慧执法司法”模式,实时监管水质、山体等多领域,推进跨部门数据共享与智慧协同。一系列制度相互衔接、协同发力,共同构筑起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屏障,真正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转化为实践成果。 三、漓江经验的普遍价值与世界意义 漓江的治理实践不仅是区域生态建设的成功范例,更承载着对人类文明转型路径的深刻思考。它从理念、制度到实践层面,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具有普遍参考价值的中国智慧。 (一)谱写生态文明的中国话语新篇章 在理论层面,漓江经验打破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对立”的思维。自工业革命以来,“先污染后治理”成为许多国家的发展路径,而漓江治理则将自然资源资产化、资本化,通过生态补偿、碳汇交易、绿色金融等政策工具,使“绿水青山”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再生的“生态资本”,重塑“发展”的内涵,不再局限于GDP的线性增长,而是生态财富与社会福祉的共同积累。 在实际层面,漓江流域通过建立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使上游保护地区获得下游受益地区的资金反馈;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探索“景观资源+碳汇+”的多元价值实现路径,将生态修复与生态旅游、有机农业深度融合。阳朔段的“画中游”生态景区,不仅保护了漓江水质与山体原真性,还通过低碳旅游模式带动村民增收,形成“护山养水—生态增值—富民强村”的良性循环。这些实践验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实践性与可推广性。 (二)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新范式 漓江流域在长达千年的农耕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文化体系,将传统的稻作农耕、渔猎生产与独特的喀斯特自然景观有机融合,构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文生态画卷。所呈现的是一种区别于工业文明逻辑的生态审美与伦理取向,不以征服和改造自然为宗旨,而是强调顺应自然节律、维系生态平衡,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 实践中,漓江治理拒绝大拆大建的工程主义思路,而是采用“微改造、精提升”的绣花功夫。兴坪古镇在修复过程中保留明清时期的青砖黛瓦与街巷肌理,利用传统建材与工艺恢复码头、古桥,既维护了喀斯特地貌景观的整体性,也延续了桂北民居的建筑文脉。这些实践表明,生态治理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文化认同的构建过程。 (三)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在全球化语境下,漓江经验的意义已超越国界,所倡导的“系统治理”“生命共同体”理念,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作为有机整体的不可分割性,以及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的深度互联,契合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整合性实施”原则,并为陷入“治理失灵”的诸多区域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即必须打破部门分割与行政区隔,建立跨学科、跨层级、跨领域的协同治理结构。 目前“漓江流域保护实践”的典型案例已经获得了科技部的认可并向全国推广。此外,相关成效还被写入了《地球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2024)》,为全国生态型城市科技创新提供了“桂林方案”。漓江系统保护与综合治理实践经验更在第六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主题边会、新加坡国际水周、自然资源部生态修复领域科技创新平台技术交流会等交流推广。大型纪录片《漓江》以多语种版本在国际媒体播出,全媒体传播触达超一亿人次,通过视觉叙事将漓江的生态之美与治理之智转化为具象的“国家形象符号”。 从“漓江之困”到“漓江之治”,再到“漓江之美”的历程,生动诠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与实践伟力,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理论到实践的生动诠释。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守护漓江,就是守护人类文明的未来,在这幅水墨长卷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桂林山水的倒影,更是生态文明新纪元的曙光。(作者:全超,作者系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