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家治理》杂志2026年第20期 作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倪玉平

摘要：广西灵渠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并称中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跨流域通航运河。灵渠设计之初，完全摒弃“对抗式”的工程思路，其分水枢纽的“以曲代直”设计、陡门系统的创设，彰显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系统思维，以及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传统和治理智慧。从都江堰整合成都平原，到灵渠连通长江与珠江，再到大运河串联南北中国，中国古代的大型水利工程，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技术产物，它们承担着整合地域经济、沟通文化交流、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功能。

关键词：灵渠 运河 治水 智慧

【中图分类号】TV882.1 【文献标识码】A

治水即治国。中国古代历代政权高度重视水的治理与利用，运河开凿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开凿人工运河，旨在克服我国自然江河大多东西走向的局限，贯通南北，主要服务于军事统一与漕粮运输。灵渠，古称秦凿渠，开凿于公元前214年，素有“北有长城，南有灵渠”之誉。灵渠全长仅36.4公里，以“穿山越岭”的奇绝姿态，凭借陡门系统在南方群山之间创造性地连接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既是秦朝统一岭南的关键工程，也成为此后两千多年南方交通、灌溉与民族交融的重要纽带。作为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灵渠的营建秉持“顺水而治”的理念，工程技术精巧独到，在我国运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集中体现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共生的东方治水智慧。

采用“以曲代直”设计分水枢纽

灵渠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境内，地处自古被视为楚越要津的湘桂走廊。这里有一个独特的地理现象：北边的湘江属长江水系，南边的漓江属珠江水系，两江源头同在今兴安县境内，相距不足30公里，却被越城岭余脉完全分隔——湘江向北汇入长江，最终东流入海；漓江向南汇入西江，最终从珠江口出海。一北一南、背道而驰，正是这一特殊的水文格局，为灵渠“湘漓分流”的伟大构想提供地理舞台。

灵渠的开凿，有着特殊的军事背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在统一北方六国之后，将目光投向岭南地区。他命令主帅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兵分五路出征岭南，史称“秦戍五岭”。这场原本预想中会势如破竹的战争，却在越城岭的崇山峻岭中陷入长达三年的僵局。秦军的困境完全来自地理阻隔：从中原调拨的粮草辎重，要穿越湘漓之间的越城岭分水岭，只能依靠人力肩挑背扛，越城岭主峰猫儿山有2141米，运粮通道走的是低矮隘口，仍要翻越海拔超过200米的山地，运输损耗率超过七成，前线的士兵长期处于缺粮状态，甚至出现“三年不解甲弛弩”的相持局面。正是在这样情况下，秦代监御史禄受命主持开凿灵渠，一项此后绵延两千余年、深刻改变中国南方地缘格局的水利工程，就此在广西兴安的山谷中拉开序幕。《淮南子·人间训》记载：“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1]这个叫“禄”的人，在史书上连完整的名字都没留下，只被称为“监禄”或“史禄”。但他主持修建的这项工程，被后世永志不忘。

灵渠的选址，展现出远超时代的地理认知智慧。湘江与漓江两条水系的自然水位差在兴安境内达到7米以上，在没有现代工程机械的秦代，想要直接凿通分水岭打通两条江的自然水道，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史禄带领秦代工匠完成的第一个关键决策，就是放弃直接凿通分水岭的技术路线，转而选择在兴安县城东南约两公里处的分水塘位置，构建一套人工分水体系。这一选址的科学性，在后世的地质勘测中得到完全验证。此处的湘江上游海阳河河谷宽度约200米，河床基底为完整的石灰岩岩体，不存在地基渗漏的风险，而此处距离漓江支流始安水的最近距离仅1.5公里，两条水道之间的分水岭海拔仅高出海阳河水面6米，是整个湘漓流域内打通跨水系运河的唯一可行位置。

灵渠的主要分水枢纽，由铧嘴、大小天平、泄水天平三组构造共同组成。工程设计跳出古代水利工程常见的“筑坝拦水”的传统思路，采取“以曲代直”的工程设计理念。铧嘴是整个分水系统的第一节点，其平面形制如同一个朝向海阳河来水方向的犁铧，前锐后钝，整体长度86米，最宽处达到22.8米。铧嘴的迎水面完全采用巨型石灰岩条石砌筑，条石之间以燕尾形铁锭嵌合，将整个石砌体完全铆接为一个整体。这个看似简单的锐角构造，实际上利用流体力学的分水原理，将奔涌而来的海阳河来水精准劈分为两股：约七成水量向北流入北渠，最终回流湘江故道；约三成水量向南流入南渠，顺着渠道汇入漓江。“三七分水”的比例并非人为强行设定，而完全依托铧嘴的几何形态与大小天平的高程差自然实现，即使遇到丰水年或者枯水年，分水比例的波动幅度也能得到很好地控制。

大小天平是灵渠的溢流拦水坝，整体平面形态呈现为一个“人”字形斜向嵌入河道中，其中大天平长度344米，小天平长度130米，坝顶高程比东侧的湘江堤岸低0.6米。这种斜向溢流坝的设计，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中极为罕见的构造：它没有采用垂直于水流方向的直坝形态，而是通过斜向布置的方式，将水流对坝体的正面冲击力分解为沿坝面方向的侧向力，大幅降低坝体的结构受力负荷。更具创造性的是大小天平的坝面处理工艺：所有迎水面的条石都被打磨成1:10的缓斜面，水流从坝顶漫溢时，不会直接冲击下游的河床，而是顺着斜面逐步消能，避免高速水流对坝基的淘刷破坏。

在大小天平的南侧，还配套修建了长度42米的泄水天平，坝顶高程比南渠的渠岸低0.4米。当南渠内的水量超过通航所需的上限时，多余的洪水可以直接从泄水天平漫出，重新流回湘江故道。这套三重溢流体系的组合，让整个灵渠分水枢纽实现完全的自动化水量调控。枯水期大小天平拦截全部来水，保障南北两渠的通航水位；汛期洪水则通过铧嘴分流、大小天平漫溢、泄水天平二次分洪的多重机制，将进入南渠的水量始终控制在安全阈值之内。

从分水塘到湘江故道的北渠，直线距离仅2公里，实际开凿的渠道长度却达到3.25公里，中间连续出现两个S型的大弯道；从分水塘到始安水汇合口，直线距离仅1600米，实际渠道5公里，此后继续延伸，南渠全长33.15公里，整个渠段沿着兴安台地的边缘蜿蜒延伸，形成数十个连续的自然弯道。这种“以曲代直”的设计，绝非秦代工匠为减少开挖量而采取的偷懒行为，而是一套极为精妙的“以弯道缓坡降”的工程策略。如果在分水塘与湘江故道之间开凿一条笔直的短渠，湍急的水流不仅完全无法行船，还会迅速冲垮两岸的渠堤。工匠们通过人为拉长渠道的总长度，将南北渠的平均坡降降低，原本陡峭的地形落差，被蜿蜒的弯道完全消解，渠内的水流从奔涌的急流转变为平缓的缓流，完全满足古代木船的航行条件。

这种工程思路并非灵渠独有，却在灵渠的设计中被推向极致。此后中国南方的众多跨流域运河，包括广西的相思埭运河、浙江的浙东运河、广东的南雄梅关运河，都普遍采用“以曲代直”的弯道设计模式，形成中国古代运河工程独有的技术传统。和西方近代运河追求“裁弯取直、缩短航程”的效率优先思路不同，灵渠的弯道设计主动牺牲部分航运速度，换取整个渠道系统的长期安全稳定，这种“以慢换久”的价值取向，正是中国古代治水智慧最鲜明的特质之一。

南渠的工程细节处处体现出古人的审慎态度，整个33公里的渠段中，有4.5公里是完全在石灰岩山体上人工开凿出来的石渠，其余渠段则沿着自然山麓的边缘开挖，尽可能避免占用周边的农田。渠道的岸线没有进行统一的硬化规整，而是保留大量自然的原生驳岸，不少渠段的两岸还特意预留宽度不等的浅滩，用于沉淀水流中的泥沙，减少渠道的淤积速度。灵渠通航两千余年，从未出现过严重的全渠淤塞问题，这种“宽岸留滩、自然沉沙”的设计思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陡门系统堪称世界船闸技术的东方源头

在灵渠的整个工程体系中，陡门是最重要的航运调控构造。它通过逐段壅高水位、次第启闭的方式，让船舶得以平稳翻越水位落差，堪称世界上最早的“船闸”雏形，也是中国古代水利技术对世界航运文明的重要原创性贡献。

据历史文献记载，灵渠陡门并非一次性工程的产物。秦代灵渠初凿之时，渠道的整体形态基本形成，但并未设置专门的陡门构造。《史记》《汉书》等早期史料中关于灵渠的记载，仅提及“凿渠通粮道”，完全没有出现关于闸门设施的描述。这一时期的灵渠，仅能在丰水期通行小型船只，枯水期渠道水位不足，通航基本处于中断状态，其功能更多局限于军事运输，尚未形成稳定的常态化航运能力。

灵渠陡门的第一次系统性创设，出现于唐代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时任桂管观察使李渤在主持灵渠修缮工程时，首次在渠道水位落差较大的河段，设置18座斗门，也就是后世所说的陡门。《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灵渠，引漓水，故秦史禄所凿，后废。宝历初，观察使李渤立斗门十八以通漕。”[2]这次工程的重要意义，是通过人工壅水的方式，彻底解决灵渠枯水期的通航难题，让灵渠从季节性的军事通道，转变为全年可通航的跨区域民用运河。

唐代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为支撑对安南地区的军事行动，桂州刺史鱼孟威再次主持大规模灵渠修缮工程。这次工程不仅对渠道的堤岸进行全面加固，还将单级陡门的水位抬升幅度从原来的2米以上，降低到1.2米以内，大幅提升了通航的安全性。鱼孟威在《灵渠记》记载：“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3]这意味着在唐代晚期，灵渠已经可以稳定通行载重超过8吨的大型船只，航运能力发生质的飞跃。

此后的宋、元、明、清四朝，灵渠陡门的数量与形制一直在持续优化中。北宋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广西提点刑狱李师中对灵渠进行全面整治，陡门的总数增加到36座，这一配置基本成为后世灵渠陡门的标准规模。明代《永乐大典》中收录的《桂林郡志》，详细记录了36座陡门的具体名称、位置与形制特征，这也是现存最早的灵渠陡门完整名录。直到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国民政府经济部开展灵渠测勘时，灵渠依然保留有35座功能基本完好的陡门。

通过对灵渠现存的27处陡门遗址的全面测绘，可以发现古代灵渠陡门的精密构造细节。每一座陡门的关键主体，是砌筑在渠道两岸的两个石质墩台，当地俗称为“陡盘”。陡盘的平面形制极为丰富，现存遗存中可以识别出半圆形、圆角方形、半椭圆形、梯形、蚌壳形、月牙形六种不同形态，其中半圆形陡盘的应用占比超过60%。这种弧形的迎水面设计，能够将水流的侧压力均匀分散到整个墩台的基座上，避免应力集中导致的石砌体开裂，这种设计思路符合现代结构力学的原理。

每一处陡盘的结构细节都经过工匠的精心打磨：在陡盘的迎水边缘，专门预留深度15厘米的槽石，用于固定启闭闸门的陡杠；在陡盘的侧壁上，凿有3至5个直径4厘米的系绳石孔，用于固定塞陡作业的绳索；在陡盘的顶部，还专门设置突出的石嘴，用于搁置底杠与面杠，避免木质构件直接与水面接触发生腐烂。整个陡门的所有石构件，都采用“铁锭嵌缝”工艺进行连接，相邻两块条石的接触面都凿出燕尾形凹槽，将熔融的生铁注入凹槽冷却凝固后，两块条石就被完全铆接为一个整体，任凭水流冲击也不会发生位移。

陡门的整套运行系统，由就地取材的竹木构件组成，不需要任何金属部件，却能完整实现现代船闸的全部重要功能。整套塞陡工具包括小陡杠、底杠、面杠、杩杈、水拼、陡簟六个部分：小陡杠是直径约15厘米的硬杂木杆，长度与渠道的过水宽度相当；底杠与面杠的直径约20厘米，长度比渠道宽度多出1米；杩杈由三根木棒绑扎而成，呈三角支撑形态；水拼是宽度50厘米、长度165厘米的竹编板；陡簟则是用毛竹篾编织而成的竹席，具有极强的防水性能。

船过陡门的完整作业流程，有着严格的操作规范：当船只需要逆流上行时，首先将下游侧的陡门用竹木构件完全封堵，壅高本级渠段的水位，待水位抬升到与上游渠段完全齐平时，再开启上游侧的陡门，船只可以平稳驶入上一级渠段。整个过程不需要任何动力机械，仅靠2名熟练的陡军操作，15分钟内就可以完成单船过陡的全部流程。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记录了当时灵渠的通航盛况：“渠内置斗门三十有六，每舟入一斗门，则复闸之，俟水积而舟以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以通南北之舟楫。”[4]这种依靠人力与自然水力实现的梯级通航技术，在当时实属世界领先。

灵渠陡门的这套技术，深刻影响整个中国古代运河体系的技术发展。隋唐大运河的南段，也就是江南运河，在唐代中期就开始广泛推广灵渠的陡门技术，通过设置多级闸门，解决了江南运河水位差过大的通航难题。及至元代，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后，从山东济宁到江苏徐州的会通河段，先后设置超40座的船闸，其主要构造都继承了灵渠陡门的技术传统，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古代梯级船闸系统。诞生于中国唐代的陡门技术，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化传播，最终成为现代全球航运体系中船闸技术的源头。

运河开凿运行展现东方治水智慧

与西方近代水利“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传统相比，灵渠所代表的东方治水范式特质鲜明：它不作对抗式的刚性改造，而是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在充分尊崇水性的前提下，实现通航、分洪与灌溉的统一，生动体现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共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治水智慧的生动写照。

顺势而为的工程伦理。与西方近代水利工程的通过大规模的刚性工程，强行改变河流自然形态的逻辑不同，灵渠设计之初，完全摒弃“对抗式”的工程思路，没有试图把湘江的大部分水量强行引入漓江，而是通过铧嘴与大小天平的精巧设计，仅把湘江约三成的水量分配给漓江，剩下的七成水量依然顺着湘江故道向北流走，没有改变湘江下游的水文格局。灵渠也没有试图用高坝强行抬升水位，而是通过一级一级的陡门，用分段壅水的温和方式，逐步把船只抬升到分水岭的高度。整个工程体系对自然的干预程度被降到最低，却实现了跨水系通航的主要目标。灵渠这种应水而治的工程伦理，超越了“人定胜天”理念，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找到人与自然的最大公约数，实现工程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长期平衡。

系统思维的设计哲学。根据《广西通志·水利志》的测算，灵渠整个工程的一次性建设工程量，仅相当于同时期修建的长城工程的千分之一，但其实际使用的时间跨度，却远超大多数古代大型工程。这种优势来自中国古代工匠独特的设计思路，不追求工程的一劳永逸，和使用永久性的不可再生材料，而是大量采用竹木、青石、石灰这些当地可以就地获取、随时可以更换的材料，构建一套“可修复、低维护、自适应”的工程系统。哪怕遭遇特大洪水冲毁部分陡门，当地的陡军仅用几天时间，就可从周边的山林中砍伐好竹木，就地加工出塞陡构件，迅速完成修复，恢复通航。这种“全生命周期成本最优”的设计智慧，体现出因地制宜的务实智慧。古代工匠非常清楚，以当时的技术条件，不可能建成一个永远不会被洪水冲毁的工程。务实的做法是，构建一套低成本、易修复的弹性系统，即使局部出现损坏，也能以极低的成本快速恢复功能。这种独具匠心的巧思，让灵渠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虽经历数百次洪水冲击，却始终没有造成全渠废弃。

多元共生的治理逻辑。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中，治水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关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治理议题。从大禹治水开始，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始终是中华文明整合不同地域、构建统一共同体的重要纽带。灵渠凿通之后，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被连为一体，中原的粮食、铁器、先进的农耕技术顺着运河源源不断地进入岭南，岭南的珍珠、香料、海货也顺着灵渠北上进入中原。清代一位官员在重修灵渠的碑记中写道：“夫陡河虽小，实三楚两广之咽喉，行师馈粮，以及商贾百货之流通，唯此一水是赖。”[5]原本被五岭分隔的两个地理单元，通过这条三十余公里的人工运河，被紧密联合起来。正是因为灵渠的存在，秦汉之后的岭南地区，再也没有出现过长期的地方割据政权，始终和中原王朝保持着紧密的政治与文化联系。这种“以水为脉、整合天下”的治理逻辑，是中国古代治水智慧中的文明价值。从都江堰整合成都平原，到灵渠连通长江与珠江，再到大运河串联南北中国，中国古代的大型水利工程，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技术产物，它们承担着整合地域经济、沟通文化交流、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功能。

灵渠，是中原王朝打通跨流域交通网络、构建大一统文明格局的必然选择。它的开凿和治理昭示，人类文明的最高智慧，从来不是征服自然，而是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今天，灵渠的传统航运功能虽已淡出历史舞台，但彰显出尊重自然、顺水而治的东方治水智慧，跨越两千余年依然熠熠生辉。

注释

[1]陈广忠译注：《淮南子》，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90页。

[2]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05页。

[3]鱼孟威：《灵渠记》，载林富、黄佐纂修：（嘉靖）《广西通志》卷十六《沟恤》，明嘉靖刻本，第5页。

[4]周去非撰、查清华整理：《岭外代答》，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52-153页。

[5]陈元龙：《重建灵渠石堤陡门记》，载金鉷修纂：（雍正）《广西通志》卷一百十六《艺文》，第2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