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这天，广东实验中学给初二学生送上了一场特别的青年礼：全体同学跪在操场上，从父母手里接过他们写给自己的家书。校长郑炽钦表示，青年礼源于一位普通学生的建议，“建议很好，今后每年学校都会办青年礼”。(《新快报》5月5日)

　　我国向来有跪天跪地跪父母之说，但时至今日，子女已经很少通过下跪向父母表达感情了。报道中的细节也证实了这种不习惯：真正到了跪父母的现场，操场上的学生们还是有一丝犹豫。直到主持人鼓励的话语再度响起：“同学们不要再犹豫了……”这时，才有更多的同学单膝跪了下来。即便如此，学生也只是单膝下跪，而非双膝，可见他们多么不情愿。这并不表示他们不孝敬父母，他们有更妥帖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情感。

　　感恩父母的方式千千万，广东实验中学为何一定要选择跪父母的方式，而且还安排在“五四”这天？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诱导学生下跪都违背现代教育的宗旨，有违五四精神。历经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国，滋生了久远的跪文化，国人不但习惯于跪父母，更习惯于跪官员，跪权力，下跪已然成为“臣服”的代名词。“五四”先贤高举反封建大旗，目的之一就是要让匍匐于权力脚下的中国人站起来，从奴隶成长为家与国的主人。

　　而要让国民成为国的主人，前提是成为家的主人，首先实现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这也正是“五四”先贤立足于反孔教、破除三纲五常的出发点之一。新文化运动的一大口号是“德先生”和“赛先生”，陈独秀将此阐释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跪文化系国粹，不得不反。

　　现在流行于各中小学的感恩教育似已变味，很多的内容，不知不觉搞成新时代的“父为子纲”。此类活动大多强调“父母本位”，而非“子女本位”，学校总是要求学生怎么学会感恩父母，往往忽视学生在家庭中的主体地位。殊不知，父母子女之间除了血缘关系，还有社会关系，他们之间理应平等。

　　对此，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曾有精辟论述：“‘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一个断语，实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却件件与这要求反对，我们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我们虽不能说停顿便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停顿与灭亡的路相近。”文中，他两次表达了做长辈的愿望：“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最后，我愿引用“五四”先贤胡适的话转告每位教育工作者：“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作为肩负现代教育使命的教育工作者，其育人的职责是清除学生身上的奴性因子，帮助他们树立民主、平等的理念，培养其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