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5月9日电 墨西哥的绑匪能有多猖獗？按照墨国家统计局估算，近两年全国年均绑架案可能高达10万起，平均每天约274起。受害者中虽不乏富豪与名人，但近年正不断向社会中下层扩散——水管工、理发师、甚至清洁工也可能被绑匪盯上，绑架险竟成了热门险种。
虽然政府在努力遏制绑架势头蔓延，但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数据还是让墨西哥成为全球绑架案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用一名绑匪的话说：“哪儿都有我们的人，而且每天都在不断增加。说不定哪天，你会碰到我这样的人做邻居。”
【民众，人人自危】
阿德里安娜·卡里略2011年第一次遭遇绑架时，绝对想不到事隔不到两年，她会再次被绑匪盯上。
“不要！别再来了！”卡里略被歹徒持枪逼着下车时捂住脸无助地喃喃道。
这个善良的姑娘不知道为何会一而再被绑匪盯上。她不是大富大贵之人，姐妹7人全靠父母开杂货店养活。她8岁起就在店里帮忙，大学毕业后当起了收银员。可偏偏是如此普通的寻常人家，如今成了绑匪眼中的“香饽饽”。
毒品犯罪和有组织犯罪在墨西哥历史悠久，根深蒂固，滋生出一系列相关“产业”，绑架就是其中之一。以往，犯罪分子喜欢找有钱人下手，索要大笔赎金。但近年来，绑匪们不再挑三拣四，从中产阶级到底层穷人，木匠、出租车司机、小摊贩、泊车员……这些人在歹徒眼中统统有利可图，区别不过是利大利小。
在绑架案高发的莫雷洛斯州，警方说赎金能低至250美元。谈判专家费尔南多·鲁伊斯·卡纳尔斯经手的案例中，有些绑匪最后放人的条件竟然只是一个冰箱或微波炉，甚至是一堆水果蔬菜。他们胃口如此“不挑”，意味着几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如果说莫雷洛斯州有什么民主的话，那就是绑架，”州首府库埃纳瓦卡社会活动人士赫拉尔多·贝塞拉感慨道，“它威胁到每一个人，没有差别。”
墨西哥近年绑架案不断攀升，频频创下历史新高。官方数字显示，2015年全国有案可查的绑架事件约为1500起至1700起。但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说法，基于2014年人口普查情况，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绑架案件可能年均超过10万起，其中仅1%在警察局备案。
部分专家认为，绑架案件激增，一定程度上是政府禁毒战争的副产品。这场战争清缴了贩毒集团的传统业务，迫使他们通过其他手段寻求替代收入。而随着大小毒枭陆续落网，墨西哥开始出现犯罪团伙“小型化”趋势。这些团伙组织结构简单，机动灵活，具备逃脱警方追捕能力。他们除了贩毒，更多从事绑架、抢劫和勒索，妄图以零成本获取快速、高额利润。
【谈判专家，需求旺盛】
为什么绝大多数受害者家属不去警察局报案？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弗拉基米尔·埃尔南德斯调查后发现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政府不信任：一是怕警察中有“内鬼”和绑匪勾结，二是认为警察能力不够，报案也没用，反而可能惹恼绑匪，抬高赎金甚至撕票。
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多年来，墨西哥警界腐败之风甚为严重，令历届政府颇为头疼。以往破获的绑架案件中不少能看到警察作案的身影。他们或者给绑匪通风报信，或者抓捕时睁只眼、闭只眼，包庇罪犯，有的甚至直接策划、参与绑架。上世纪90年代莫雷洛斯州就曝出丑闻，警察总长、反绑架行动队队长和其他警方高层最终因参与绑架人质获刑入狱。
事实上，即便是作风正派的警察，面对强大的黑帮势力，有时也自身难保。警察被绑架、受恐吓甚至遭暗杀的新闻比比皆是，令人唏嘘不已。
如此现实催生出一个热门职业——人质谈判专家。他们或受聘于警局，提供免费帮助，或受雇于保险公司或专门的谈判团队，提供有偿服务。有的谈判专家甚至也向绑匪提供服务，充当与人质家属沟通的桥梁。不管他们来自何方，目的都是为了谈出双方都满意的条件，让绑匪拿钱放人。
私人谈判专家马克斯·莫拉莱斯在这一行干了20多年。他说，他们从不直接和绑匪谈判，而是选一个和受害者关系紧密的人出面，他们在旁边指导。
“能不能选对人和绑匪谈，这是成功的关键，”莫拉莱斯说。
谈判专家选人会考虑很多因素：大到性格、心理素质、应激能力，小到性别、年龄、语调乃至口音，一切旨在谈判中尽可能占据有利条件。一旦选定人，中途不便更换，否则更容易刺激到绑匪紧绷的神经、进而伤害到人质。尘埃落定前，这些谈判高手会悄悄搬进受害者家里，以便随时出谋划策，最关键的是，在保障人质安全前提下压低赎金。
“我们的工作是尽量不让绑匪牵着鼻子走、不按他们起初要价付钱，”莫拉莱斯说，“因为一旦你答应得太快，对方就可能要得更多，甚至再次绑架你。”
按照这名谈判老手的说法，整个过程中最大的风险发生在支付完赎金、与歹徒失去联系时。对方能否如约放人，变数大，且不在掌控中。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警方谈判专家介绍，大多数人质在家人支付赎金后或被警察救出来，或被绑匪放出来，但也有人财两空的案例。警方有时会将罪犯音频放到数据库里比对，如果有结果，他们会根据案犯前科判断他们这次是单纯想拿钱放人还是习惯拿钱撕票。
【绑匪，肆无忌惮】
一次机缘巧合，埃尔南德斯采访到一名绑匪，化名“克拉克”。
克拉克说他从卖毒品起家，起初是贩毒团伙里的小喽啰，跑腿送信儿、敲诈勒索、绑架杀人，后来拉起一支队伍，开始单干。从他的成长之路，不难看出墨西哥毒品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的触角伸得有多远。
在毒品暴力猖獗的地区，经常会发现不少绑架团伙隶属于当地势力比较大的贩毒集团。他们内部分工明确，从锁定目标、跟踪监视、武力绑架到后勤保障，个个训练有素。部分成员是退役军人和退休警察，有的甚至早年在国外特种部队锻炼过。而单打独斗的绑架团伙一般集中在涉毒暴力不太严重的地区，一开始多是抢劫，后来发展到绑架。
按照警方说法，如今绑匪普遍呈年轻化趋势，有的甚至只是十三四岁的孩子。他们的目标多以尽快拿到钱为主，金额大小倒在其次。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敢于下手。绑架之风如此盛行，以致有人跟风作案，熟人作案也越来越多。而在人人自危的环境下，即使有人知道谁是绑匪，也不敢报警，生怕惹祸上身。
“在墨西哥绑架人就像当摇滚明星一样，”克拉克说，“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在埃尔南德斯眼中，这名年轻的绑匪看上去彬彬有礼，总是笑眯眯。但他盯着人质时就会凶相毕露。“我一般会盯着他们，让他们看我的眼睛，”他说，“多数人就会开始大哭。我就叫他们静下来，告诉他们我只想要钱，他们如果听话就会少吃苦头。”
“‘好好合作，’我跟他们说，‘听话，不然我玩死你。一点点，揍你，烧了你，拿刀把你砍成泥！’”
克拉克有自己的一套“绑架经”：事前如何从目标枕边人下手逼问目标行踪、找员工搭讪套出雇主作息规律；人质到手后如何恫吓威胁；怎样跟人质家属谈条件；赎金到手后如何安全脱身？
埃尔南德斯问他：“为什么要人质及其家人经受这么多苦难？你后悔过吗？”
他答道：“绑架是件极端的事，相当残忍，但我一点也不后悔。对不起。”
事实上，不少绑匪以摧残人质精神和肉体为乐，部分团伙甚至以特有的作案手段臭名昭著，如切下人质小指或割掉人质耳朵等。而女性人质受到性侵害的案例也十分常见。这些受害者即使得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难以平复精神上的创伤。
【安全之路，道阻且长】
2012年就任墨西哥总统的培尼亚·涅托早在竞选时就提出“国家减少暴力战略”，承诺将使国内绑架和凶杀案件减半。为此他采取多项措施：任命联邦反绑架总管，协调联邦和各州执法力量，加大打击绑架犯罪力度。不少州政府反绑架部门也建立多项机制，对内加大反腐力度、重整队伍，对外与美国政府加强合作、借鉴经验，引进语音识别等刑侦技术。只是目前来看，效果难以服众。部分州宣称辖内绑架案件有所下降，但不少民众并不相信。
“我没觉得绑架犯罪变少了，”莫拉莱斯说，“变少的是对政府的信任。”
按照他的说法，虽然政府为显示自己努力程度而尽力将绑架案件数量往小了说，但残酷的现实却让人感到绑架案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由于对政府的不信任感由来已久，不少民众开始自谋对策，寻找安全之道。安保行业的兴起就是一例。
2015年，在墨西哥城举行的年度安保行业博览会空前繁盛，数十家国内外安保公司及顾问在人头攒动的会场内寻找潜在客户，推销产品和服务。3000美元一件的防弹上衣，动辄数万美元、可以防爆防弹的汽车改装，对富裕阶层不算什么，但普通家庭却不堪重负。有条件的选择搬家，有的选择移民，但更多的人，只是无能为力。
两次绑架遭遇让卡里略像彻底换了个人。起初，她整整一个月拒绝走出家门，后来即使出门，也必须要人陪同。爱美的她不再戴任何首饰，频繁改变上下班路线，对陌生人相当警惕。
“我曾是个理想主义者，”她说，“我原以为大家都是好人。”
卡里略和家人一度考虑移民到美国，投靠亲戚。但眼下，她只想静静地过日子，努力摆脱那些噩梦般的经历。(记者王鑫方，编辑陈璐，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
虽然政府在努力遏制绑架势头蔓延，但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数据还是让墨西哥成为全球绑架案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用一名绑匪的话说：“哪儿都有我们的人，而且每天都在不断增加。说不定哪天，你会碰到我这样的人做邻居。”
【民众，人人自危】
阿德里安娜·卡里略2011年第一次遭遇绑架时，绝对想不到事隔不到两年，她会再次被绑匪盯上。
“不要！别再来了！”卡里略被歹徒持枪逼着下车时捂住脸无助地喃喃道。
这个善良的姑娘不知道为何会一而再被绑匪盯上。她不是大富大贵之人，姐妹7人全靠父母开杂货店养活。她8岁起就在店里帮忙，大学毕业后当起了收银员。可偏偏是如此普通的寻常人家，如今成了绑匪眼中的“香饽饽”。
毒品犯罪和有组织犯罪在墨西哥历史悠久，根深蒂固，滋生出一系列相关“产业”，绑架就是其中之一。以往，犯罪分子喜欢找有钱人下手，索要大笔赎金。但近年来，绑匪们不再挑三拣四，从中产阶级到底层穷人，木匠、出租车司机、小摊贩、泊车员……这些人在歹徒眼中统统有利可图，区别不过是利大利小。
在绑架案高发的莫雷洛斯州，警方说赎金能低至250美元。谈判专家费尔南多·鲁伊斯·卡纳尔斯经手的案例中，有些绑匪最后放人的条件竟然只是一个冰箱或微波炉，甚至是一堆水果蔬菜。他们胃口如此“不挑”，意味着几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如果说莫雷洛斯州有什么民主的话，那就是绑架，”州首府库埃纳瓦卡社会活动人士赫拉尔多·贝塞拉感慨道，“它威胁到每一个人，没有差别。”
墨西哥近年绑架案不断攀升，频频创下历史新高。官方数字显示，2015年全国有案可查的绑架事件约为1500起至1700起。但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说法，基于2014年人口普查情况，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绑架案件可能年均超过10万起，其中仅1%在警察局备案。
部分专家认为，绑架案件激增，一定程度上是政府禁毒战争的副产品。这场战争清缴了贩毒集团的传统业务，迫使他们通过其他手段寻求替代收入。而随着大小毒枭陆续落网，墨西哥开始出现犯罪团伙“小型化”趋势。这些团伙组织结构简单，机动灵活，具备逃脱警方追捕能力。他们除了贩毒，更多从事绑架、抢劫和勒索，妄图以零成本获取快速、高额利润。
【谈判专家，需求旺盛】
为什么绝大多数受害者家属不去警察局报案？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弗拉基米尔·埃尔南德斯调查后发现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政府不信任：一是怕警察中有“内鬼”和绑匪勾结，二是认为警察能力不够，报案也没用，反而可能惹恼绑匪，抬高赎金甚至撕票。
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多年来，墨西哥警界腐败之风甚为严重，令历届政府颇为头疼。以往破获的绑架案件中不少能看到警察作案的身影。他们或者给绑匪通风报信，或者抓捕时睁只眼、闭只眼，包庇罪犯，有的甚至直接策划、参与绑架。上世纪90年代莫雷洛斯州就曝出丑闻，警察总长、反绑架行动队队长和其他警方高层最终因参与绑架人质获刑入狱。
事实上，即便是作风正派的警察，面对强大的黑帮势力，有时也自身难保。警察被绑架、受恐吓甚至遭暗杀的新闻比比皆是，令人唏嘘不已。
如此现实催生出一个热门职业——人质谈判专家。他们或受聘于警局，提供免费帮助，或受雇于保险公司或专门的谈判团队，提供有偿服务。有的谈判专家甚至也向绑匪提供服务，充当与人质家属沟通的桥梁。不管他们来自何方，目的都是为了谈出双方都满意的条件，让绑匪拿钱放人。
私人谈判专家马克斯·莫拉莱斯在这一行干了20多年。他说，他们从不直接和绑匪谈判，而是选一个和受害者关系紧密的人出面，他们在旁边指导。
“能不能选对人和绑匪谈，这是成功的关键，”莫拉莱斯说。
谈判专家选人会考虑很多因素：大到性格、心理素质、应激能力，小到性别、年龄、语调乃至口音，一切旨在谈判中尽可能占据有利条件。一旦选定人，中途不便更换，否则更容易刺激到绑匪紧绷的神经、进而伤害到人质。尘埃落定前，这些谈判高手会悄悄搬进受害者家里，以便随时出谋划策，最关键的是，在保障人质安全前提下压低赎金。
“我们的工作是尽量不让绑匪牵着鼻子走、不按他们起初要价付钱，”莫拉莱斯说，“因为一旦你答应得太快，对方就可能要得更多，甚至再次绑架你。”
按照这名谈判老手的说法，整个过程中最大的风险发生在支付完赎金、与歹徒失去联系时。对方能否如约放人，变数大，且不在掌控中。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警方谈判专家介绍，大多数人质在家人支付赎金后或被警察救出来，或被绑匪放出来，但也有人财两空的案例。警方有时会将罪犯音频放到数据库里比对，如果有结果，他们会根据案犯前科判断他们这次是单纯想拿钱放人还是习惯拿钱撕票。
【绑匪，肆无忌惮】
一次机缘巧合，埃尔南德斯采访到一名绑匪，化名“克拉克”。
克拉克说他从卖毒品起家，起初是贩毒团伙里的小喽啰，跑腿送信儿、敲诈勒索、绑架杀人，后来拉起一支队伍，开始单干。从他的成长之路，不难看出墨西哥毒品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的触角伸得有多远。
在毒品暴力猖獗的地区，经常会发现不少绑架团伙隶属于当地势力比较大的贩毒集团。他们内部分工明确，从锁定目标、跟踪监视、武力绑架到后勤保障，个个训练有素。部分成员是退役军人和退休警察，有的甚至早年在国外特种部队锻炼过。而单打独斗的绑架团伙一般集中在涉毒暴力不太严重的地区，一开始多是抢劫，后来发展到绑架。
按照警方说法，如今绑匪普遍呈年轻化趋势，有的甚至只是十三四岁的孩子。他们的目标多以尽快拿到钱为主，金额大小倒在其次。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敢于下手。绑架之风如此盛行，以致有人跟风作案，熟人作案也越来越多。而在人人自危的环境下，即使有人知道谁是绑匪，也不敢报警，生怕惹祸上身。
“在墨西哥绑架人就像当摇滚明星一样，”克拉克说，“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在埃尔南德斯眼中，这名年轻的绑匪看上去彬彬有礼，总是笑眯眯。但他盯着人质时就会凶相毕露。“我一般会盯着他们，让他们看我的眼睛，”他说，“多数人就会开始大哭。我就叫他们静下来，告诉他们我只想要钱，他们如果听话就会少吃苦头。”
“‘好好合作，’我跟他们说，‘听话，不然我玩死你。一点点，揍你，烧了你，拿刀把你砍成泥！’”
克拉克有自己的一套“绑架经”：事前如何从目标枕边人下手逼问目标行踪、找员工搭讪套出雇主作息规律；人质到手后如何恫吓威胁；怎样跟人质家属谈条件；赎金到手后如何安全脱身？
埃尔南德斯问他：“为什么要人质及其家人经受这么多苦难？你后悔过吗？”
他答道：“绑架是件极端的事，相当残忍，但我一点也不后悔。对不起。”
事实上，不少绑匪以摧残人质精神和肉体为乐，部分团伙甚至以特有的作案手段臭名昭著，如切下人质小指或割掉人质耳朵等。而女性人质受到性侵害的案例也十分常见。这些受害者即使得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难以平复精神上的创伤。
【安全之路，道阻且长】
2012年就任墨西哥总统的培尼亚·涅托早在竞选时就提出“国家减少暴力战略”，承诺将使国内绑架和凶杀案件减半。为此他采取多项措施：任命联邦反绑架总管，协调联邦和各州执法力量，加大打击绑架犯罪力度。不少州政府反绑架部门也建立多项机制，对内加大反腐力度、重整队伍，对外与美国政府加强合作、借鉴经验，引进语音识别等刑侦技术。只是目前来看，效果难以服众。部分州宣称辖内绑架案件有所下降，但不少民众并不相信。
“我没觉得绑架犯罪变少了，”莫拉莱斯说，“变少的是对政府的信任。”
按照他的说法，虽然政府为显示自己努力程度而尽力将绑架案件数量往小了说，但残酷的现实却让人感到绑架案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由于对政府的不信任感由来已久，不少民众开始自谋对策，寻找安全之道。安保行业的兴起就是一例。
2015年，在墨西哥城举行的年度安保行业博览会空前繁盛，数十家国内外安保公司及顾问在人头攒动的会场内寻找潜在客户，推销产品和服务。3000美元一件的防弹上衣，动辄数万美元、可以防爆防弹的汽车改装，对富裕阶层不算什么，但普通家庭却不堪重负。有条件的选择搬家，有的选择移民，但更多的人，只是无能为力。
两次绑架遭遇让卡里略像彻底换了个人。起初，她整整一个月拒绝走出家门，后来即使出门，也必须要人陪同。爱美的她不再戴任何首饰，频繁改变上下班路线，对陌生人相当警惕。
“我曾是个理想主义者，”她说，“我原以为大家都是好人。”
卡里略和家人一度考虑移民到美国，投靠亲戚。但眼下，她只想静静地过日子，努力摆脱那些噩梦般的经历。(记者王鑫方，编辑陈璐，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