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青春文学，评论家杨庆祥认为中国历史中有两次青春文学的浪潮，一次是五四时期，那是附着在大时代浪潮中，关乎家国民族、自我建设，其中有很多有担当的表达。而另一次就是在2000年左右，随着新概念作文等出现，一批“青春文学”作家如井喷般涌现。
二十年过去了，新概念孵化的诸多写作者有功成名就，有的潦草收场，有的至今活跃在文学、乃至影视、商业圈，有的则销声匿迹。二十多年间，新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并步入青春时代，应该如何同他们分享20年前青春写作？一月底，文学评论家杨庆祥，青年作家文珍、李宏伟以“文学的青春时代”为主题进行了对话。本次对谈亦为北大培文创意研究院定期举办的“培文三人谈”活动的第一期。
活动现场，右起：青年批评家杨庆祥、青年作家文珍、青年作家李宏伟、主持人李想
2000年新概念写作：潦草收场
1997年，新概念作文出现。杨庆祥谈到，新概念出发点非常高，他们试图在当时语境中寻求一种更新的自我表达，建构一个有别于上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但是我觉得他们最后是背离了初衷。2000年以后，中国的历史变化太大了，资本的介入让严肃表达越来越少。”
“文学所能带来的利润极少，他们一定会去拍电影、开饭店，做APP，做民宿，哪个能赚钱做哪个，即便把自己的所有掏出来打广告也没问题，哪怕大家都说这个写作、这个电影是负分。这就是2000年以来很多青春文学作家很糟糕的结局。我不希望之后任何一代写作者再被裹挟进这个路径中。”
李宏伟则认为，2000年以来出版方和媒体的介入，还是提供了一个宽敞的入口，“如果没有这个更大的入口，这一帮写作者也只能像以前的写作者一样，走一个更加讲求资历、而不是讲究品质的文学期刊这种沉沉的、缓慢的过程。这个程序和标准对于作者的腐蚀性并不比市场和商业的腐蚀性弱。”
文珍认为，2000年左右写作者都是20岁左右，他们无论对于两性关系还是对世界都还是探索阶段，对社会并没有一个完全视野认知。当时他们的出现也只是一个出版现象而已。
“这个情况在这些年愈演愈烈，大资本进入、打造大IP，我觉得这全部是一个反文化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打造的是文化工业，文化工业的重点是工业，为了赚钱，就可以无限复制，在短时间内产生巨大利润，跟文化本身养成没有太多关系。”杨庆祥说。
近些年许多重金打造的文化IP作者，都是非常年轻的写作者，许多作品都是一锅炖：玄幻、穿越、爱情、复仇……“其本质就是一帮做小商品经营的人扶植着一批心智不成熟的人来搞文字批发。”杨庆祥说。
他认为：“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文化转型时期，其实它的文化有很重要的使命和作用。我有我批评的态度，这不影响资本和商业技术把一些写作者弄成明星式的人物做出来，但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好东西。”
青春写作：写什么？
杨庆祥谈到，自己在人民大学时曾担任一个文学奖的评委，他发现学生交上来的文章全是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抒情散文。“问题就在这里：除了重复你了解的事情，你的创造力在哪里？我们的教育总是大量地给大家读一些美文、抒情散文。这样的写作和好的文学标准还差很远。所以如果一个在校园里面生活的人，他要写一个好作品，首先要真实地跟这个事件或者是这个社会摩擦，要认真锤炼你的一手经验。你要想到某个事情对自己切实的冲击，而不是引用读过的一些文章或者别人的思考。活在一个伟大的影子中尚可，糟糕的是很多人是活在非常拙劣的影子中。”杨庆祥举例谈到，比如现在推出一些青年作家的时候推荐语常常是“这是一部像《活着》一样的作品”。他认为这种类比和效仿无论是对新的写作者还是对于余华，都是不恰当的。
几位作者分享他们的观察时都提到，现在学生们的写作非常窠臼化，除了上面所说的“美文写作”还有就是频繁的穿越，此外还有那种经常死人的文章。“学生们写的许多科幻和穿越都漏洞百出，与其这样还不如写一个校园爱情故事。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是经典中的经典，那个爱情故事里面情感挚真，通过爱情他最终所能窥见人性的复杂，非常简单而又热烈。所以问题不在于写什么样的题材，问题也不在于什么样的情况下写作，而在于你这个东西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和深度，这是最重要的。”杨庆祥说。
文珍谈到文学的青春性是一种怀着缺憾不断追求圆满的过程，是一个本身不成熟、未定型的人怀着对生命和世界的爱和好奇心不断地找到还未知的领域，去尝试写新的题材。 “只要是写作，就必须追问我们为什么写，我去写什么，我写给谁看？” 她也强调“青春文学”仍然是文学的一种，应该具有文学的共同性，就是面对自己的苦难和问题，并用丰富的形式作出回应。
杨庆祥谈道：“青春文学应该是求新和求变的：不断超越以前的风格，超越外面给它贴上的那个标签。”他认为青年写作者保持一种文学的生活样态是蛮好的事情，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那么“职业”的写作或许更有利于保持写作的活力。同时认为，越是青年作者越应该经受住忍耐，不必急于求成，而是不断等待自己经验的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