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1月，世界大坝委员会的60多位专家到访灵渠，经实地探察后，对“陡门”赞不绝口，一致认为灵渠是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陡门是世界船闸之父。陡门又称“斗门”，亦简称“陡”或“斗”，是建于灵渠航道上，用于壅高水位、辅助通航的建筑物，也是最古老的船闸雏形。灵渠是最早、最集中使用陡门的古运河。近日，记者就陡门的工作原理及历史文化价值，采访了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委员、灵渠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建新与兴安县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兴华。
世界船闸之父
《中国社会科学报》：灵渠蕴含着中国古代水利建筑的高超技艺和智慧，拥有世界上最早的陡门设施，堪称世界古代水运交通史上的奇迹。灵渠陡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保护现状如何？
刘建新：陡门一般设在渠道弯曲、浅狭或水流湍急之处，用加工后的巨型条石在渠道两侧砌筑两个墩台，叫作“陡盘”，形状有半圆、圆角方形、半椭圆形、梯形、蚌壳形、月牙形和扇形等，以半圆形居多。两岸陡盘相对，将渠道束窄，便于塞陡壅水。在较宽的河床中，一侧墩台后还设滚水坝与河岸相连，既减少了墩台的工程量，又解决了汛期过水的问题。墩台边缘预留安装陡杠的槽石和石嘴，还凿有系绳固定塞陡设备的小孔。岸上装有系船石柱，柱上刻有陡的名称，以便船工确认行程和所处位置。陡的墩台建在修整过的岩基上，陡门底板有的是修整过的礁石，也有的用块石砌成平面以防渠水冲刷，个别的还有卵石砂砾质底面。陡门墩台高1.5—2米，其过水宽度大部分在5—6米间。因渠道情况不同，相邻两陡间的距离也长短不一，距离大的可在2000米以上，距离最小的不过150米。太平陡、铁炉陡、禾尚陡、三里陡、印陡之间的距离都在140—200米，相当于一组多级船闸，这在世界运河史上处于领先地位。
灵渠的陡门别具一格，与我国古代常用的叠梁闸门颇有不同。它用的是一套塞陡工具，包括面杠、底杠、小陡杠，统称陡杠，还有杩杈、水拼、陡簟多件，均为竹木制成，都可以就地取材。此外，还配有回收塞陡工具的挽钩。塞陡时，先把小陡杠下端插入陡门石墩台下的石孔内，上端倾斜地嵌入陡门右墩台上面的槽口内；接着把底杠的一端搁在陡门左墩台的石嘴上，另一端横架在小陡的下端；再把面杠的一端架在陡门左墩台的石孔中，另一端交叉地架在小陡杠的上端，并放在右墩台上，使三根陡杠呈“≠”形布置；然后把由三条木棒/竹竿连成的杩杈搁架在陡杠上，其中两根木棒/竹竿在陡杠的上游，用于承载水拼，一根木棒/竹竿在陡杠的下游，起支撑作用，并把宽约50厘米、长约165厘米、用竹片编成的水拼横架在杩杈上；最后把宽约1米、长约2米的陡簟铺贴在水拼上，这就关上了陡门。渠水受阻后逐渐蓄积起来，水位随之升高。过船时，塞陡人员用力把小陡杠上端敲出槽口，使其失去支撑，面杠、底杠随之失去依托，在陡簟上水压力的冲击下，一并崩塌漂向下游。陡门开了，船只便可趁着水位顺流或逆流前进。这样的陡门设置，启闭方便，节省时间，陡盘维修和更换塞陡工具都很简单。灵渠由于有了陡，才能在千百年间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灵渠上陡门的数量，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据文献记载，宋代嘉祐三年（1058），广西提点刑狱兼领河渠事李师中重修灵渠时达到36座，此后长期保持在36座左右。1939年，“扬子江水利委员会”《灵渠测勘报告》记载，灵渠尚有陡门35处。1988年，灵渠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陡门得到了更好的保护。2011年，灵渠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启动以后，灵渠的保护利用进入了法治化、常态化的新时代。兴安县在国家和自治区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投入大量资金对灵渠陡门等设施进行修缮或修复，修缮或重建了北渠湾陡、晒禾陡等13座陡门，加上原来的星桥陡、林山陡等陡门，如今有18座陡门保存完好。
《中国社会科学报》：谈到陡门，就不能不提灵渠“陡军”这一独特的水运管理专门机构和队伍。历史上陡军是如何形成的？他们又是如何进行灵渠的日常管理工作的？
陈兴华：陡军是随着陡门的产生而产生的。灵渠建成之初便有一支专门管理陡门的队伍，在当地称之为“陡军”，陡军头目称“渠目”或“渠长”，工作人员叫作“陡夫”。唐宝历元年（825），李渤创建陡门时已经安置专人看守，也就是说在唐朝，守陡人就已经出现。
不过，灵渠上何时开始有陡军，目前尚未见到明确的历史资料与考古方面的证据。据明永乐四年（1406）黄福在《奉使安南水程日记》载：兴安白云驿“驿之南北，设闸三十六所。驿以北闸十，水流而北；驿以南闸二十六，水流而南。每处设军二人守之，船过则放闸”。这里所说的“军”，即留守灵渠陡门的陡军，主要任务是负责启、闭陡门。这是目前我们所知关于陡军的最早记录。据此推算，明代的灵渠陡军总人数在72人以上。
陡军的管理者，从明代开始到民国年间，由季、颜、宿三姓世袭为“渠目”或“渠长”，也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世官”。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明王朝为征讨桂西南丹一带农民反抗，派兵部尚书唐铎负责军事，敕命监察御史严震直负责通修灵渠保证军运。严震直疏通灵渠后，其部下季、颜、宿姓三位指挥使接到朝廷命令，留下护屯灵渠陡门。从此，季、颜、宿三将军和他们的后代定居在灵渠沿岸的季家屋场村、枞树山村、茄子塘村、溶江街附近一带村庄里，奉旨实行军屯，世袭守陡。
《中国社会科学报》：虽然陡军已经随着时代变迁消失在历史视野中，但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我们应如何充分认识并进一步挖掘其历史文化价值？目前，桂林已经做了哪些努力和探索？
陈兴华：陡军与灵渠一样，随着20世纪30年代桂黄公路、湘桂铁路的相继通车而逐渐消失，但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却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实早在民国时期，桂林当地文史学者唐兆民先生就参与了广西当地政府组织的灵渠专项考察，并采访了灵渠最后的陡军“渠目”宿昌定，将采访记录纳入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编著的《灵渠文献粹编》之中。近年来，广西当地学者不断挖掘陡军文化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讨和研究活动，出版了灵渠申报世界遗产系列丛书《兴安灵渠陡军文化研究集萃》等研究成果。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的文化振兴，陡军文化在灵渠两岸的乡村振兴中颇有意义。兴安镇三桂村委东村，因位于灵渠东岸而得名，是以陡军季氏家族为主要成员的村落。村内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传统建筑集中，因有着独特的灵渠陡军传统文化而吸引众多文人墨客及游人驻足。2018年，该村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近年来，东村持续打造陡军文化特色，吸纳和凸显灵渠陡军的文化元素，将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资源相融合，通过旅游开发让传统村落及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和开发，让东村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幸福乡村。
陡军及其特色文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陡军在历史上从军人成为“民兵”，为保障灵渠正常通航，为祖国安定、政治经济发展等作出重大贡献。第二，在水上交通的管理上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是中国乃至世界交通史上的典范。第三，季、颜、宿三姓远离故土、守卫南疆，舍小家为大家的爱国精神在当下依旧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