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前两年，中国境内也有一场争分夺秒的生死大撤退：在短短４０天内，用极其有限的运力将停驻在宜昌的１３万吨货物和３万余人员转运至四川，保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和大批人才。

 

　　这是面对民族危亡的中国民众用自己不屈的意志，创造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对此，亲历了此次大撤退的教育家晏阳初评价说：“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国家的力量，由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船队。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１９３７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保存工业实力，中国沿海的工矿企业纷纷内迁，并源源不断来到湖北宜昌。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国民政府决定放弃武汉，涌往宜昌的货物和难民达到了高峰。

 

　　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家当，几乎完全交付在这里了，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此时，摆在卢作孚面前有两道难题。其一，长江滩多水急，不利于船舶通行，再加上距离长江上游的枯水期只有４０天，时间紧迫；其二，船舶的运载能力太小。最大的轮船一次仅能载６００余吨，最大的客船只能载２００余人。

 

　　“民生公司是当时长江最大的航运企业，一个月正常的运量也只有６０００吨左右，短时间内将如此规模的货物和人员转运，似乎是不可能的。”抗战工业研究专家、西南大学教授张守广说。

 

　　时间容不得多想，只能把全部的运力都动用起来。张守广说，当时可以动员的船舶包括，民生公司２２条轮船，２０００余条沿江木船，以及一些企业自己租赁的船舶。由于滩险太多，只能白天航行，夜晚装卸。一部分力量较大的轮船，除本身装运外，还得拖带一只驳船。

 

　　“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的装货了。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夜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的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的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的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这是卢作孚后来对当时情景的回忆。

 

　　除了与紧迫的时间以及危险的江水搏斗，转运船舶还要承受空中日军敌机的轰炸。从卢作孚所做的统计中，可以看到轰炸的惨烈：“第一次炸沉最大轮船一只，第二次沉没四只，损坏一只，第三次沉没一只，损坏两只，第四次沉没一只，损坏一只，这一本小册子正在草写的时候，第五次的轰炸又来了……”

 

　　敌机虽然给转运船舶造成了惨重损失，却无法浇灭国人抗战的决心。在日军的猛烈轰炸下，船舶依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希望穿梭在长江之上。

 

　　４０天内，人员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

 

　　据统计，此次抢运中成功撤出部分兵工单位和轻重工业厂家有：兵工署２２厂、２３厂、２４厂、２５厂、金陵兵工厂、申钢厂、大鑫钢铁厂、武汉纱厂等，还有国民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学校、珍贵历史文物等单位，仅抢运的学校就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中央陆军学校等数十所。

 

　　在此后７年的抗战时间内，这些被成功抢运的单位和人员，为最终抗战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