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已于10月29日发表。与此前媒体的诸多预测对比，公报内容可用“大势趋同、细节抢眼”来形容。本次公报对中国国势做了怎样的评估？又对未来政经发展释放了那些信号？笔者在此试对本次会议做一纵横比较：纵，即将本次五中公报与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前三次五中公报对比，既看不同也看相同，以厘清中国三届最高领导层为政思路的演变脉络。横，则是将本次公报放在十八届这个背景下，看其与本届前四次中央全会的公报如何呼应，构成当今领导层立体的为政思路。
进入新世纪十六年来，五中全会已经在不同届别下召开过四次了。谈起这四次的最大共通点，就是使命：这四次五中全会都是以审议未来五年国家发展大计为核心议题。从1953年开始，以五年为单位制订国家政经发展走向，这已经成为了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传统。一方面来讲，这一程序已经延续了六十年。另一方面来看，每五年一订的发展大计，从内容到指导思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共和国早期的五年计划还明显带有苏联式计划经济的烙印，那么今天的五年大计，则是早已走向市场的中国，探索因应国际化的战略。中国共产党在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强调摸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将一个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概念延续下来，并赋予新的意义——这五年一订的社稷方略，本身就是在以中国方式来回答世界课题。
俗语讲“从细微处看文章”——这一智慧也应用于洞察国家最高层的宏观设计。2000年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尚以《第十个五年计划》命名下一个五年方略。四年后的十六届五中，则将该文件改称为《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从计划到规划，一字之差，体现了执政党最高层对政府职能定位的新认识：有效执政不再意味着事无巨细、大包大揽，而是要知所进退：执政党和政府对社会给出发展的宏观趋势，然后放手让民间发挥活力和创造力，去细化各自的目标。“市场进、政府管”这一思维，贯穿几届五中。本届领导层多次强调打造职业政府。“壮士断腕”、“涉险滩”、“闯雷区”——诸多比喻都表明了高层向既得利益集团宣战，深化行政改革的决心。其目标，是要打造出一个精简高效、不瞎管不恋权不贪功的政府。这种鼓与呼，是几届五中战略的自然延伸。
说罢相通点，再来谈谈本届五中的突破。会前媒体专家的推测，大多放在了“坎”这个字上。而从公报看，最高层没有回避这个字。无论从成就还是从挑战看，今天的中国都站在坎上，面临着诸多的跨越。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小康”目标的兑现。从1979年提出开始，“奔小康”三个字就在诉说着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中国梦 。2005年的十六届五中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了本届五中，公报已将目标设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并给出了明确的指标：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贫困县全部摘帽。看得见摸得着的衡量标准，终于把“小康”这一曾令国人梦寐以求的愿景，变得触手可及了。
三十余个春秋荏苒。如果说“小康”的跨越带来的是一份沉甸甸的成就感，那么其他的跨越，更多意味着挑战。本届公报一如既往强调调整。但今后的调整，不再是在同一轨道的微调，而是换轨转型般的大调。第一个大调体现在发展模式上：前三次五中公报，都提到了经济以较高速度发展的必要性。而本次公报，开门见山坦承经济下行压力巨大，未来增长目标现实地调整为“中高速”。为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必须从速度轨道切换到质量轨道上。中国的发展，必须从已延续了三十多年的粗放式、劳动密集型模式脱身出来，向精品式、技术密集型模式靠拢。此刻的中国经济内涵，尚不能与“高效率、高质量、高收入”而闻名的德国模式匹敌。但不争的事实是，中国需要从简单一元，唯速度论的初级发展阶段毕业了。以德国为代表的后工业国家“三高”模式，是中国今后需要为之奋斗的方向。
发展模式的转型，还体现在绿色经济首次被提到了核心地位。不得不说，环境的急剧恶化，已经成了中国发展模式为全世界所诟病的焦点。中国最高领导人也表示，将“APEC蓝”持续下去，是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目标。从十五届五中公报对环境的一句话，到十六届五中的一段话，再到十七届五中“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直至本次公报具体阐述“绿色发展”的诸多内容和衡量指标——在花了十六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后，环境保护终于从决策边缘走到了核心。
另一个大调，体现在社会架构上：改革开放以来，比发展脚步更快的，是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曾做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其诸多弊端日显突出。本届五中公报全面实施二胎政策，标志着中国人口政策的分水岭。一胎政策的终结，伴随全民高中教育的普及、贫困家庭学杂费的免除，以及养老金全国统筹，诸多举措构成应对老龄化、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一副综合药方。谈罢纵比体现出的持续与突破，再来略谈一下横比，即本次会议公报与十八届前四次中央全会公报的关联。从十八届一中开始，四次中央全会的重点分别为选举领导机构、国务院机构改革、全面深化改革，以及法治建设。做为重中之重的经济发展规划，虽然各全会公报都有论及，但尚未得到系统的阐述。本次公报，显然填补了这个空缺。
本届领导层履新以来，媒体多次提到“新常态”这一概念。“新”这个形容词与“常态”这个名词的搭配，本身就体现了在矛盾中摸索前行的中国。这个词汇明确地告诉社会大众，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的发展模式正在面对一场根本的转型；国家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并且会持续相当时间。这个新常态当然是多维立体的。如果说前四次十八届中央全会对新常态给予了行政、战略、司法等角度的定义和分析，那么本次五中公报则为这个概念加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内涵。中国从上到下，正对这个综合的“新常态”形成民族共识。该共识可归纳为两点：其一，对问题艰巨性的清醒认识；其二，基于三十年成就而产生的自信。挑战意识与平常心——这两点，本身就是矛盾的统一，在本次全会公报中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引人注目的是，本次公报还首次以中央意志的形式，强调了提高中国话语权和全球影响力的必要性。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韬光养晦”一直是中国国际战略的基石。而今日的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支撑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支点。低姿态外交已经不能充分保障中国日益遍布全球的利益。现在就与韬光养晦这一战略告别，或许尚早。但调整势在必行。本次全会的公报，对此释放了明确的信号。经济稳定增长、社会持续进步、青山绿水回归、外交坚定自信——希望来自最高层诸多的战略调整，让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常态一步步在中国实现。
（作者为美国丹佛大学政治系终身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