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看法新闻（特约记者 彭援军）中共著名特工、上海中央特科最后一任负责人王世英，曾在上海任中共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是三十年代中央特科的重要成员，长期坚持沪宁津等地的我党地下斗争。后任中央军委敌军工作部部长、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等，长期从事政治保卫和反间谍的特工斗争，有丰富的情报和统战经验。

　　在北京前门西大街一座老楼的简朴房间里，《法制晚报》记者见到了王世英的独子王敏清。十多年前，王敏清曾因喉癌做过两次手术，声带被切除掉四分之三。这位年逾88岁的老人用沙哑的声音，向《法制晚报》记者讲述了父亲做党的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那些年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

（王敏清在阅读介绍父亲事迹的图书）

少年奋发图强

阅读剪报走上革命路

　　王世英1905年出生于山西洪洞县杜戍村贫苦的农民之家，九岁那年，家里出钱供他到邻村上学。有一次，王世英在一位姓崔的老师家中，看到一本厚厚的剪报册，上面有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也有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等。受这些文章启发，王世英投身到学生爱国运动之中，继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王世英得知阎锡山创办的太原国民师范学校不用交学费，便自带干粮，步行六百里地前去报考。途中没有钱住店便露宿街头，渴了就跟饭馆要碗面汤喝。最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在学校里，王世英结识了赵尔陆等许多进步学生，阅读了《新青年》、《共产党宣言》、《列宁传》、《青年旬刊》等进步书刊，成为太原国师最早一批共青团员。但不久之后，他因带头组织学生反对军阀的罢课运动被学校开除。

　　在进步老师的帮助下，王世英加入开封国民第二军学兵营，并于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8月，王世英动员18位战友一起赴广州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从黄埔军校毕业后，王世英出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分队长。北伐战争期间，王世英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一团党代表办公室主任。

　　1927年7月，王世英被党组织派往上海做地下工作。谁知刚到接头地点，王世英就发现那里被查封了，于是他又辗转前往武汉。之后，王世英先后被党组织分配到河南国民党新编十九军高桂滋部以及杨虎城冯钦哉师等处工作。1928年春参加皖北农民暴动失败后，联系不上组织又身患疟疾的王世英只能先回洪洞老家养病。

　　1928年7月，王世英经太原前往北平，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29年春，王世英在阎锡山部任卫生团政治处主任、副营长等职，从事秘密兵运活动。有一天，王世英在黄埔军校的同学贾毅找来，称黄埔同学在北平聚会。王世英如约而至，没料到这是一场鸿门宴——他被抓进了西交民巷的监狱。在被关押的3个月里王世英多次受审，却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1929年年底，党组织设法营救王世英出狱。

定下出殡妙计

救出被困多日的同志

　　1931年，王世英被党中央派到国民党的心脏南京开展秘密工作，任中共特科驻南京特派员。时任中央特科情报科负责人陈庚亲自向王世英交待工作，告诉他南京的联系人是毛永明和简北昌，紧急联络暗号是“伍豪之剑”——“伍豪”是中央特科创立人周恩来的化名之一。

　　到南京后，王世英以商人身份在夫子庙一间茶馆邀请黄埔老同学聚会，其中包括徐恩曾的随从副官史济美、第一办公厅办公室主任耀武等人。在这些老同学中，有一个人为王世英的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多帮助，他就是当年与王世英一起从太原国师出来去投奔学生兵营的18个洪洞县老乡之一、铁甲车纵队队长张孟浪。每次王世英往返南京和上海，以及为我党传递重要情报和机密文件及油印宣传品，都是利用张孟浪的铁甲车来进行的。

　　在这次聚会中，王世英得知端掉中山路联络点和监视金源车行都是史济美干的。为摸清金源车行的情况，他多次坐在车行附近的如意茶楼二层仔细观察。

　　有一天，一个外国教士模样的人在车行门口被便衣拦下盘问，教士答是送福音书的，便衣将他轰走了。正在这时，王世英突然发现教士胸前有一个十字架似的小饰物，像是一把向下的剑。于是他立即下楼，与这名教士来了个“偶遇”。当着教士的面，王世英拿出一块怀表假装看表。看见怀表上的小“十字架”饰物，教士停步问道：“先生是基督教徒？”王世英答后又问对方：“附近可有出租铺面房的？”教士答曰：“前面胡同五号”，怕王世英听不懂，教士再次强调 “是五号”，同时举起胸前剑型十字架示意。

　　王世英明白这是“伍豪之剑”的意思，二人互递眼色走到僻静处，王世英终于与南京地下党接上了头。这位假扮教士的人就是简北昌，他告诉王世英，地下党的联络站和电台全被破坏，毛永明带领车行的同志冒险抢救，才把江苏省委来联系的一些同志藏在郊区。王世英以在简北昌家打麻将为掩护，与江苏省书记盛仲良以及毛永明一同商量对策，营救被困在金源车行的两位同志。

　　数日后，金源车行门口出现了一支出殡队伍，“孝子”当街摔了瓦盆，送葬队伍鼓乐齐鸣，哭声大作。被困在院子里的两名地下党人走出院子，认出抬棺的正是简北昌，他们立即心领神会。趁现场的便衣特务看热闹之际，出殡队伍里的王世英一使眼色，一名杠夫在换肩时栽了杠，摔倒在地，杠夫之间顿起争执，扭打起来。

　　趁乱作一团之际，两个被困的地下党被拽到一边，另有两个戴瓜皮帽的人站在了他俩的位置。当特务们看完热闹再回头看时，挤在人群中的地下党员已不见踪影。

用围巾当暗号

在特务眼皮底下脱身

　　早在1923年于太原国民师范学校读书时，王世英便在父母包办下成了亲。但他忙于革命工作，只能将妻儿留在老家。为方便王世英开展工作，组织上安排烈士遗孀李果毅假扮他的妻子。王世英的发妻病故后，假扮夫人的李果毅对他生活上更加关心，二人渐生真情，经组织批准变成了真夫妻。

　　王世英“经营”的鸿昌南货店开在南京夫子庙一带，隔壁是家杂货店。有一天李果毅与杂货店的陈太太去集市，碰到了卖辣椒的年轻农妇黄细妹，她是李果毅在浏阳搞农会讲习班时的学员。李果毅没敢与黄细妹相认，赶紧离开了集市。谁知这一情景正好被化名马绍武的史济美看到，起了疑心。

　　彼时史济美被徐恩曾调任中统上海站站长，他一上任即查抄了中共临时中曲机关报《红旗日报》所在地新生印刷厂，印刷厂负责人陈玉仁叛变，供出了一批地下党员，其中就包括王世英。潜伏在史济美身边的简北昌得知消息后，立即向王世英报告，王世英遂安排南京的同志往上海转移。

（1949年，王世英在天津军管会）

　　对王世英夫妇起了疑心的史济美，将黄细妹发展成专盯李果毅的女特务。有一天李果毅从仁德医院取完信坐黄包车回家，黄细妹尾随其后。回家后，正在烧文件的王世英告诉李果毅马上收拾东西，与店员阿荣到火车站旁边的小树林等他一起撤退。火盆里的文件化成灰烬，王世英穿起外套戴上围巾准备下楼。此时，门口却出现了史济美的身影，于是王世英脱了外套，把围巾挂在窗台上，里外各搭一半。原来，李果毅去世的丈夫也是共产党人，他被敌人抓住后押去处决时，围巾是前后搭的。因此李果毅便与王世英约定，每天出门回来时，围巾全向前搭表示平安，若是前后搭就表示出事。

　　王世英掂着一把紫砂壶下楼，寒暄过后史济美询问阿荣和李果毅的下落，王世英称他们出去买菜了，并表示，“等她回来烧几个好菜，咱们喝两杯。”王世英给史济美沏好上等的普洱茶，便旁若无人地算起账来。见王世英镇定自若，史济美有些犹豫，便开始旁敲侧击：“听说你现在的夫人前些年跟他男人在湖南闹过农会？她先头的男人是共产党？”对此，王世英从容地表示：“那是潮流嘛。你我在学校，不也闹过学潮吗？”

　　给史济美添完水后，王世英拿着空暖壶上了阁楼，他故意踩着重步打开水管，在水池里放了许多锅碗杯盘等，一边对楼下的史济美说：“你稍等，水开了灌上暖壶我就下去。”说完，王世英迅速打开窗户爬上房顶，猫着腰走过另一个屋脊，敏捷地翻进隔壁陈太太家的阳台，穿室而过从杂货铺的后门跑到街上。待发觉不对劲的史济美率特务们冲上阁楼时，王世英早已不见踪影，只有自来水哗哗地流了一地。

　　几个小时后，铁甲车停在了上海郊区真如车站外的野地里，张孟浪先从车里跳出来观察完周围环境，之后扮成乡下人的王世英、李果毅和阿荣从车上下来，与张孟浪握手道别。李果毅这才对王世英说：“我和阿荣久不见你来就回去看，结果看到二楼窗户上有一前一后搭的围巾，知道这是警示，于是又退回小树林等你。”

争取变节诗人

登报揭特务密捕真相

　　上海昆山花园路7号小楼四楼，是左联刊物《北斗》编辑部所在地，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丁玲的住处。中共临时中央局宣传部文委负责人潘汉年（也是特科负责人）、江苏省委书记盛仲良在此向左联党员骨干作家讲话时，阳翰笙、田汉、夏衍、丁玲、潘梓年以及青年诗人李菊村等人在座。

　　不料，李菊村的室友、“文学青年”马驼铃，竟是刚从顾顺章训练班毕业的中统特务鲁思远。他不但通过李菊村找到了左联，次日还尾随其来到中共江苏省委秘密驻地——上海北四川路田潼里一幢挂有“海星电料”招牌的小楼。当时上海中央局刚在这里开完会，上海中央局新任书记李竹声和盛仲良均未撤离。

　　有一天潘汉年从海星电料行出来，发现被人跟踪，他便进了路边的江南春饭店。潘汉年脱下外衣搭在椅背上，把礼帽交给堂倌，假装去上厕所时，看见两个特务正在厅堂转悠。潘汉年一闪身进了厨房，拿起一件厨师服穿上，提起放在旁边的送饭食盒，从后门溜了出去。

　　在中共特科秘密电台所在地，王世英与红队队长邝惠安正看着电报：王世英派到抗日爱国将领吉鸿昌身边的地下党员宣侠父来沪汇报，要求接应。邝惠安刚要动身，潘汉年匆匆赶到，讲了刚才发生的紧急情况。此时，店员打扮的阿荣也前来报告：田汉被抓。“那就几件要紧的事先做，双管齐下。”王世英决定道。

　　浑然不知的自己被盯上的宣侠父，仍在往约好的接头地点刘秉林家走。这时，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突然出现，将宣侠父撞倒，这个人正是前来接应的邝惠安，他在帮忙收拾箱子时低声说道“有尾巴”，随后推车离开。宣侠父立即掉转方向走进小巷，一群刚下班的纺织女工挡住了特务视线，宣侠父得以顺利脱身。

　　此时，已经被抓的李菊村经不住严刑拷打，招供出《北斗》编辑部所在地。特务在这里抓住了正在工作的丁玲、潘梓年，前来办事的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应修人则跳楼自杀。在抓捕现场，被拉来指认的李菊村趁乱把叛徒、原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周光亚踢倒，得以逃脱。之后李菊村找到组织，对自己的变节行为表示深深忏悔。

　　王世英去码头给潘汉年送行时说：“我打算争取一下李菊村，让他把抓丁玲的事情经过在报界披露，以引起社会关注。” 潘汉年认为这个想法很好。不久后，上海《申报》重要版面刊出“著名作家丁玲和著名评论家潘梓年日前在昆山花园路7号被来历不明的人绑架，租界巡捕房和政府警方均称不明此事，目击者亲述经历，称为党务人员所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宋庆龄、杨杏佛、鲁迅等发表联名信，呼吁政府调查此践踏民主、人权之事件”。在报道的后面，是李菊村写的揭露国民党特务丑恶行径的见闻录。

　　李菊村的将功折罪之举起了大作用，社会舆论哗然。为了躲避舆论，徐恩曾把丁玲转移到南京郊区看管起来，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丁玲等人最终被释放并去了延安。

地下组织被毁

设计除掉叛徒和“老同学”

　　1933年，王世英离开上海前往莫雄部做统战工作。在此期间，中统上海站的“细胞计划”（即渗入共产党内部）迅速实施，打入我党地下组织内秘密发展自首和变节人员，给当时的地下组织造成严重威胁。贡献了“细胞行动”的钱义璋被任命为新的上海中统站站长，叛徒周光亚则当上了副站长。钱义璋也是王世英的黄埔同学。

　　此时，特务鲁思远仍然伪装成进步文学青年在街头演讲，伺机寻找“目标”。当警察在街头驱赶学生时，鲁思远随受伤的学生躲进中共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李竹声当老板的“三友斋”书画店。李竹声一面帮学生包扎伤口，一面慷慨陈词怒斥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此后，鲁思远和这些进步学生成为三友斋的常客，并得到李竹声的信任。

　　几天后，李竹声、马驼铃和几个进步学生被押上警车。随后，中共新江苏省委所在地、中共上海中央局秘密机关等全被查获，中共上海中央局新的代理书记盛仲良等全部被抓。抓捕过程中，狡滑的钱义璋发现盛仲良拿走了衣架上的礼帽，他认定这是示警暗号，就让特务把礼帽挂到衣架上，室内恢复原样。中共上海秘密电台台长程祖怡不明真相，刚一进门就被特务抓住。接着，特务又到电台存放地点起获了电台，上海与苏区的所有联系均被切断。

　　李竹声和盛仲良被抓后，一开始尚且意志坚定，但当李竹声得知他信任的马驼铃竟是特务时，一时间无地自容。在叛徒顾顺章、姚蓬子的轮番劝降下，二人相继叛变。随后，邝惠安和其怀有身孕的妻子刘菊英以及20多名红队队员被抓。

　　张庆炎将消息告诉李果毅，他们分头去通知没被捕的同志紧急撤离。从外地回到上海的王世英发现地下组织被严重破坏，决心重建红队，除掉“老同学”钱义璋。王世英调来赣南农民暴动骨干朱军当红队队长，寻找可靠的党员加入红队，并组织队员在崇明岛进行秘密的强力集训。经过一个星期的紧张工作，王世英及时控制住了局面。

　　此时，黄细妹又被钱义璋调到上海跟踪李果毅。但良心未泯的黄细妹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有一天她告诉李果毅：“今天后半夜，钱义璋要袭击你们的中央机关。”王世英得知消息后下达命令，通知所有中央局的工作部和联络点包括家属，全都马上转移。然而随后一段时间，仍有同志不断被捕。很快王世英便挖出了内鬼——曾在他手下工作的阿荣。

　　原来，王世英在南京“开店”时，阿荣与杂货店陈太太的侄女、中统特务陈美芬走得亲近。阿荣被捕后，特务马驼铃得知其与陈美芬相好，便让陈美芬色诱阿荣，将其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使上海中央局和电台遭到毁灭性破坏。有一天，阿荣溜出去把一张纸条塞到邮筒下边，正要离开之际，三个红队队员将其扭获。纸条上写着“13日上午，红队在广西路悦来酒家行动，4号”——4号就是阿荣。

　　王世英和朱军没有马上处理阿荣，他们让阿荣重写密报“侦得王世英秘密住址，福建路24号老国祥绸缎铺旁石库房，15日全日在家。4号”，引诱敌人上钩。 钱义璋接报后，带了20多个特务随警车出动。他们不知道的是，王世英和红队队员就埋伏在对面楼顶的女儿墙后面。当周光亚和钱义璋会合在一起时，红队狙击手把周光亚打成了筛子，钱义璋在逃跑中被王世英一枪打中后心，当场毙命。

　　中共中央机关1927年九、十月间从武汉陆续秘密迁回上海，至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入苏区。王世英在1934年以后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主持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情报和联络工作，在白色恐怖条件下坚持秘密斗争，建立和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内线关系。使中共特科在上海隐蔽战线战斗到最后一刻。

独子童年惊险

五六岁即帮忙传递情报

　　王世英的独子王敏清1929年5月出生在山西省洪洞县，小名“蛇娃”。生母在王敏清两岁时病故，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1934年王敏清5岁时，同村的吴嫂带他坐火车来到上海。刚开始吴嫂留在王家做保姆，后来王世英怕吴嫂受地下工作连累，就让她回老家了。

　　在上海的一年半期间，王敏清随父亲和继母过着惊险又艰苦的生活，“父母一般早上就出门，天黑才回来，白天就把我锁在屋子里，小桌上饭盒里有饭，自己吃。爸爸用旧账本的纸反过来订成小本子，我在小本子上画农村的大马车，学写字。”

　　对年幼的王敏清来说，每天最难熬的时间是黄昏以后，“街面上亮起了电灯，可屋子里却是黑暗的。我常常趴在窗台上看过往的行人，过来一个以为是爸爸，结果走近一看又不是。”王敏清记忆最深刻的，是爸爸妈妈给他买莲蓬吃，“一个莲蓬有七八粒籽，我都不舍得一次吃完。”

　　小时候王敏清常被父母当作地下工作的掩护，“爸妈从不带我去热闹的地方玩，平时不让我出门，也不让我和别的孩子一起玩。一旦让我出门，肯定是在我内衣口袋里放了东西，长大后我才知道，那些东西有可能是地下党的机密文件、重要名单、电话号码、通信地址和电台密电码等。”为掩护身份，每次上街时，父母都让王敏清跟他们隔一段距离走路，“外人看见了问起来，要装作不认识。万不得已时要叫叔叔阿姨不能叫爸妈，别人问什么都不能说。”

　　1935年秋，王敏清与父母离开上海去往天津。在经过一个小火车站时，火车突然停了下来，大批军警包围了火车，所有乘客被赶下车，一批军人登上火车挨个搜查行李，另一批军人则在站台上挨个对乘客搜身。“爸爸让我到边上去拍皮球，数数连拍，拍的数越多越好，拍坏了再重新来。”小小的王敏清拍着皮球，跑到了已经检查过的、可以上火车的那群人旁边。军警们并没有注意这个小娃娃，而看到父亲的眼神示意后，王敏清就留在了那群人中间。没有人知道，上海地下党500人安全转移到天津的名单，就缝在这个玩皮球的小娃娃的衣服里。

　　1938年春天，9岁的王敏清随父母来到延安，进入鲁迅小学学习。1941年春天，王敏清转到延安大学中学部，穿上军装正式参加了革命。1946年，王敏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4年从山西大学医学院(今山西医科大学)毕业后，王敏清先被分配到北京医院内科当医师，不久即被派往中南海从事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在王敏清眼中，父亲王世英严于律己、秉公办事、坚持原则、严格要求家人。在王世英任山西省省长期间，他的两个弟弟王世杰、王世俊和一个妹妹王秀珍，一直在老家务农，没有沾一点儿光。平时王世英到地方搞调查研究，若有人送了土特产，他都折价后让秘书把钱寄过去。王敏清一直秉持着父亲这种不忘初心的理念，对于自己的两儿两女严格教育，艰苦朴素、正风正气成为他们四世同堂大家庭的传家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