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市东北部兴安县境内，坐落着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灵渠”。被誉为“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的灵渠开凿于秦代，让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成功“牵手”，贯通了南北水路交通，密切了中原地区与岭南地区的交往，促进了民族交融与地区发展，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本期独家报道将为读者揭示灵渠的重要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灵渠博物院内的天下灵渠
◇本报记者 李永杰
初春时分，桂北地区春寒料峭。秀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在劲瑟的早春冷风中愈加清俊幽远。令无数游人神往的漓江发源于“华南第一峰”——桂北越城岭猫儿山，自此漓江一路碧波、向南流淌，流出了数百里诗画一般的青山绿水。
兴安县位于桂林市北部，地处“湘桂走廊”要冲，在这里，湘江北去、漓水南流。修建于秦代的古老灵渠让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成功“牵手”，贯通了南北的水路交通，自此兴安便“南连海域、北达中原”，密切了岭南与中原的联系。
天下灵渠 连接天下
走进兴安灵渠博物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面高达数米的“天下灵渠”字墙，一股古朴沧桑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看着一件件珍贵的出土文物，跟随着灵渠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建新动情的讲述，记者渐渐沉浸到历史长河之中。
灵渠，初名秦凿渠，又名湘桂运河、兴安运河、零渠，唐代以后改为今名，清代曾经称为陡河。关于灵渠的开凿，古书多有记载。《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载：“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曰皇帝……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淮南子·人间训》中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两书都提到的“监禄”即被奉为灵渠四贤之首、开凿灵渠的监御史（官名）禄（人名），其姓氏不明，后人都称其为史禄。历时五年，在无数兵卒、民夫的努力下，灵渠修成。粮道通达，秦军终于取得了胜利。秦统一岭南后，在岭南设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并派兵戍守。
刘建新告诉记者，自秦始皇发兵岭南开始，历史上许多与岭南有关的战事均离不开灵渠。大批兵马和军需物资经湘江—灵渠—漓江这一航线运入岭南，灵渠为维护国家的统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作为一条人工运河，灵渠的首要作用是军事运输。这一点可以在唐人鱼孟威《桂州重修灵渠记》中得到印证：“秦命史禄吞越峤而首凿之，汉命马援征徵侧而继疏之。”其又言：“灵渠……乃用导三江，贯五岭，济师徒，引馈运”，“或王命急宣，军储速赴。”汉代南越国丞相吕嘉叛乱、交趾女子徵侧徵贰姐妹叛汉，汉王朝均曾派军经灵渠前往征讨，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至于宋元明清时代，中央政府亦都曾疏浚修整灵渠，确保这条中原与岭南地区兵粮要道畅通无阻。中法战争期间，英勇抗击法军的刘永福黑旗军，也是靠经灵渠南下的船只补充军需物资。法国汉学家鄂卢梭在其著作《秦代初平南越考》中提到灵渠时也认为：“黑旗兵的粮道亦在此处。”
灵渠开凿以后，岭南原有部落藩篱被打破，随着中原人口、文明的流入，民族融合成为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直至今日。这种融合首先体现为两地商贸流通日趋紧密，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南下的汉人把中原的铁质工具、陶器、耕牛、农作物的种子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沿着灵渠带到岭南，大幅提高了岭南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据《广西通志》记载，唐代，当地即利用灵渠之水灌田；宋代以后，中原的竹筒水车也传入岭南。与此同时，大批汉人经灵渠南迁，中原先进的手工业技术随之传入岭南，岭南商贸业得以产生并得到发展。先进手工业技术的传入使广西的手工业发展突飞猛进。例如，广西以铜鼓制作技术为代表的冶铸业、以施釉陶瓷和青瓷为代表的兴安严关宋窑的制陶业、以贵港罗泊湾出土的麻布和广西常见的葛布为代表的纺织业等，成为当时国内手工业门类先进水平的代表，并促进了南北商贸流通的繁荣。
到汉代，灵渠的货物运输逐渐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刘建新介绍，当时中原通往岭南主要有两条货运航线，都是溯湘江而上，经过灵渠转漓江、下桂江而抵梧州。然后，或出浔江，入绣江，穿玉林平原，转南流江，抵达合浦港直至出海，或顺西江而下番禺（今广州）。自汉代以来，中原产品输入岭南，岭南及东南亚诸国特产输入中原，大多走这两条航线。可以说，灵渠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到宋代时，两广食盐行销湖湘，广西大米运往临安，朝廷经广西采购的大理战马和交趾特产香料、药材、犀角、象牙、金银等货物北运，均借助水路运输。明清时期，灵渠的水路运输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徐霞客游记》中描写灵渠的通航情况是“巨舫鳞次”，船只往来不绝。清代陈元龙《重建灵渠石堤陡门碑记》载：“夫陡河虽小，实三楚两广之咽喉，行师馈粮，以及商贾百货之流通，唯一水是赖。”道光年间的《兴安县志》形容当时的运输繁忙状况是“舳舻云接”“帆樯相错”。清代诗人苏宗经曾记录当时繁华情形：“径缘桥底入，舟向市中穿；桨脚挥波易，篷窗买酒便。”
除了货物流通、商贸往来，历史上南北人员也通过灵渠频繁流动，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早期，南迁的中原人多以戍边和南征的军人及其家眷为主。东汉末年到南北朝时期，为了躲避战乱，大批中原人士从陆路和水路进入偏安一隅的岭南。唐宋时期，更是有很多被贬谪的官员、文士通过水路，尤其是灵渠南下，流寓岭南。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从永州司马改任柳州刺史，便是“逾临源岭、下漓水”赴任，褚遂良、薛仁贵、宋之问、李商隐等名士被贬桂州，也是取道灵渠。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蔡平表示，从岭南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看，岭南文化是在唐代以后取得较大发展的。这一时期，众多或被贬放，或前来避难、为官的流寓文士来到岭南，他们成为当时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者，使岭南本土文化快速融入中华文化发展版图。
南下的中原移民和流寓人士，一方面极大提高了岭南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明，对于加速各民族融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灵渠在其中功不可没。
■灵渠四贤塑像
旷世工程 天下奇观
“狂澜既奔倾，中流遇铧嘴。分为两道开，南漓北湘水。至今舟楫利，楚粤径万里。人谋敓天造，史禄所经始。”宋代著名诗人范成大曾如此描述灵渠这一伟大的水利工程。灵渠全长37.4公里，由铧嘴、大小天平、南渠、北渠、泄水天平和陡门组成，精准的测量、科学的设计、精心的施工，巧妙地将湘江上游海阳河水三七分流，即三分水向南流入漓江，七分水向北汇入湘江，无论汛期还是旱季，永远不变，实为古代建筑史上一大奇观。
灵渠工程运用两千多年，其渠道线路、工程型式及主体工程的位置至今没有大的变动，仅历代对洪水破坏或日久荒废的建筑进行了修复，这充分体现出其规划设计的科学性。水利工程专家普遍认为，灵渠作为水利工程的科技价值，首先体现于渠首的科学选址。我国水利学家郑连第曾表示，灵渠渠首的选址综合考虑了水资源条件、地形高程、地貌等因素：渠首建在水量较大的海阳河而非始安水上，是为了保证运河的水源充足；渠首并没有选在海阳河与始安水相距最近处，因为此处海阳河水位比始安水低得多，要实现自流引水必须筑高坝，而且此处山脉很高、开渠挖方工程量太大；最终选定的渠首位置即现在的铧嘴天平坝处，可使南渠所经为南岭山脉的最低处、开渠挖方工程量较小，同时海阳河水面比始安水河面低，渠首筑低坝拦水即可自流入始安水。刘建新告诉记者，灵渠科学、精当的选址充分显示了古人超乎寻常的智慧。
灵渠渠首就在灵渠公园内，这也是灵渠景观的精华所在。枯水期，灵渠公园内的小天平裸露于地表，游客可以通过裸露地表的小天平轻松到达铧嘴处。大小天平分别为灵渠北渠和南渠的分水坝，又名天平坝。从空中看，铧嘴及大小天平形成一个巨大的“人”字。铧嘴则得名于其状如耕地之铁犁尖，直直插入海阳河，其原长186米，据清末兴安县知事陈凤楼《重修兴安陡河》记载，光绪十一年（1885）发生的特大洪水将铧嘴冲毁，次年重建时“改置下游三十丈外”。2005年12月，当地政府又重修铧嘴，恢复铧堤81米。
谈到铧嘴的设计和作用，刘建新介绍，铧嘴的作用有三个：一是为了分洪。它可以减轻上游洪水对大小天平的冲击力，洪水通过铧嘴向两侧分流，压力也分向两岸，然后顺着大小天平倾斜流入南北两渠，两渠不能容纳的水量则溢过大小天平坝回流到湘江，这样就减轻了洪水的冲击力，有效地保护了大小天平。二是为了 “三七分水”。由于精巧的设计，湘江上游海阳河的来水通过铧嘴的分流和大小天平的洪水，基本上保持了70%的水量随北渠流入湘江，30%的水量随南渠进入漓江，故有“三分漓水七分湘”之说。三是为了导航。由于铧嘴将上游来水劈分为二之后，它的两侧便形成了一片相对宽阔的静水区，过往的船只循着这片静水区航行较为安全。倘若没有大片静水区，往来船只在洪水季节过江时，极易被洪水冲向天平坝而发生翻船事故。由于铧嘴所在地的海拔相对南北二渠较高，南来北往的船只都是逆水到达铧嘴，绕过铧嘴之后，即可转为顺水扬帆而去。曾经有人根据这一奇观，集苏东坡和吴仰贞诗句成一联：“逆水而来顺水去，卸帆仍是挂帆时”，横批为“天下奇观”。
大小天平坝的设计同样彰显了古人不同凡响的智慧。首先，人字形的大坝设计符合力学原理，增强了坝体的抗压力，坝址所在的河面宽270米，而人字坝总长却修成474米，大大增加了泄水面，更好地保护大坝的安全。其次，它是一座溢流坝，使灵渠的水位长年保持在1.5—1.8米的高度，上游多余的来水可漫过天平坝排入湘江，既可满足通航所需，又不至于给下游带来洪涝威胁。因而“称水高下，恰如其分”，故称“天平”。“就是从现代工程技术的角度看，这种设计也是相当合理和科学的，古人的智慧不可小觑。”刘建新说。
如何减缓水流的压力和冲击，这是所有水利工程建设都要考虑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灵渠的每个环节都体现了减压减冲的智慧设计。例如，大小天平坝以松木做桩基，古人常说，“水浸千年松”，意指松木富含松脂油，坚韧耐蚀，吸水膨胀，益加坚固。迎水面的坝体砌成阶梯状，坝顶用巨石横铺成龟背状，两块巨石的相对面端头处各凿一“燕尾”形凹槽，往相对的两凹槽处注入温热铸铁件，冷却后热胀冷缩将两凹槽牢牢扣住。“天平石堤，上镇巨石，两旁以乱石夹之，名鱼鳞石。”这些厚15—20厘米、长1米左右的不规则条石，鳞次排列、竖叉在大坝之上，形似鱼鳞，故名“鱼鳞石”。这样的构造既使坝面形成凹凸不平的坡势，减缓了流速，减轻了水流对大坝的冲击力；又使得洪水带来的泥沙沉积于石缝之中，越挤越紧，增加了大坝的牢固性。
灵渠还有很多令人称道的科学设计，比如“弯道代闸”，作为中国古代运河工程中的杰出创造，这在灵渠的航道设计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灵渠利用弯道延长渠道，有效地平缓坡降，解决了因高差变化带来的航行安全问题。
总之，灵渠的科学设计体现出了古人全局性的规划理念，充分表现出设计者开阔的视野、灵活而严谨的思维。运行两千余年而没有对当地自然环境产生破坏，相反造就了一条和谐、优美的生态景观线路，这充分体现了灵渠水利工程无与伦比的科学价值和生态理念。
■铧嘴美龄亭内的伏波遗迹碑
文化瑰宝 灿烂遗存
“昔闻湘漓间，巍然铧嘴矗。”作为灵渠工程重要创新组成部分，铧嘴历来受人关注。目前，铧嘴约有一千多平方米，上边绿树苍翠，最为引人瞩目的是一六角小亭，顶盖墨绿琉璃瓦，颇有古风，名曰“美龄亭”。亭内竖有一大一小两块石碑，大碑即著名的“湘漓分派碑”（目前为仿制品，原碑藏于灵渠公园四贤祠内），为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桂林知府查淳榜书，小碑为明万历十七年（1589）兴安县令梁梦雷书“伏波遗迹碑”（为纪念灵渠四贤之一的东汉伏波将军马援）。
乘船沿南渠慢慢北上，灵渠的水流缓慢，其水质清澈碧绿，在阳光的照射下宛如碧玉翡翠。水底青草柔柔曼曼，随着悠悠水流摇曳身姿。两岸古树参天，绿影婆娑，青山如洗。“江到兴安水最清，青山簇簇水中生，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清代大诗人袁枚的这首佳作至今为人称道，只有到过兴安的人，才能真正领会其中之味。
过了状元桥，就可以看到掩映在参天古树中的四贤祠，它位于南渠北岸。这是为纪念修筑和修缮灵渠的秦监御史禄、汉伏波将军马援、唐桂管观察使李渤、唐桂州刺史鱼孟威而建，祠内立有他们的塑像，并完整保存着元明以来10余方石刻，记载了元明和元明以前各朝代维修灵渠的过程和对秦始皇修建灵渠功绩的评述，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祠内还放有査淳榜书“湘漓分派”原碑，高2.76米，宽1.34米。据灵渠博物院工作人员介绍，此碑最先立于铧嘴，20世纪90年代，因打渔的村民冬天在碑刻前生火取暖而爆裂，碎为数块，后被修复完整移至祠内。不过，令人叫绝的是碑中的裂痕和铧嘴与大小天平的示意图极为相像，简直浑然天成。
水流潺潺，摇船前行进入兴安古镇核心区域——水街，一座座造型各异的桥映入眼帘，或古朴拙重，或轻盈灵巧，宛若彩虹卧波。桥下屡见古镇居民在水质清澈的渠水中浣衣洗菜。“行尽灵渠路，兴安别有天。径缘桥底入，舟向市中穿。桨脚挥波易，篷窗买酒便。水程今转顺，翘首望前川。”清人苏宗经的这首《出陡河过兴安县》记载了兴安古镇当时的繁荣景象。如今，这里“古树参天，古巷幽深，水街水清，灵渠有灵”。 2005年，兴安古镇获得“2005中国十大魅力古镇”称号。在这里，时光如同流水一般缓缓而过，让人不自觉放慢脚步，观照心灵。
在灵渠公园鲤鱼洲尚武亭内，一块高3.2米、宽1.07米的古大理石碑上镌刻着郭沫若先生游览灵渠后，亲笔题写的《满江红·灵渠》：
北自长城，南来至，灵渠岸上。亲眼见，秦堤牢固，工程精当。闸水陡门三十六，劈湘铧嘴二千丈。有天平小大，溢洪流，调分量。
湘漓接，通汉壮，将军墓，三人葬。听民间传说，目空君相。史禄开疆难复忆，猪龙作孽忘其妄。说猪龙，其实即祖龙，能开创。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天气晴明，往兴安观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史禄所凿灵渠。斩山通道，连接长江、珠江水系，两千余年前有此，诚足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之奇观。
在这里，郭沫若将灵渠与长城相提并论。从此，“北有长城，南有灵渠”的说法流传至今。不过在当地文史学者看来，长城、灵渠固然都是秦代所建的旷世工程，但二者代表的文化气质不同。除了南北文化气质的差异，具体来看，长城更重“防”，厚厚的砖墙意在拒敌门外；灵渠则重“连”，潺潺渠水意在沟通南北。
不过，灵渠何止是沟通南北，更是连接天下。
1983年，灵渠岸边的一座汉代古墓中出土了一尊胡人俑，时任广西考古队队长蒋廷瑜表示，这证明汉代就已经有外国人在灵渠周边生产、生活。同时也说明，灵渠是汉代海外文化传入中原的途径之一。分水塘西南的临源岭山腰，古树掩映中藏有一座寺庙，今为灵源寺，又称分水龙王庙。据了解，唐代此地原建有始皇庙、伏波祠。明万历十七年创建分水龙王庙，此庙见证了灵渠连接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中南半岛的密切往来。兴安县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兴华告诉记者，分水龙王庙不仅历史悠久，影响力也很大，不少越南使臣在他们出使中国的笔记中都提到过它。如越南使臣黎贵惇，清乾隆二十六年出使中国，著书《北使通录》中记录了当时过灵渠的情况，写到“奉国王命”往分水祠（分水龙王庙）拜“广西省湘江分水大龙王尊神”。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越南阮朝李文馥出使中国，在兴安著《告龙王文云》载：“告于天朝广西省分水岭大龙王尊神曰：由漓入湘，渠浅道修，重湾不历陡，两水分流，崇祠一座，浩气千秋，惟诚之寓，芹爼可羞，灵光不远，点护行舟，利有攸济，实赖神庥。”
据陈兴华介绍，灵渠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是沿海到中原的重要节点，也是东南亚属国使臣进京入贡的贡道。从历史上数十次越南使臣进入中国的记录看，他们大多经过兴安县境内，走的是水路，通过灵渠往返。特别是明清时期，灵渠成为专用贡道的必经之地。对于贡道，中国朝廷立有规定。如《明史》记载：“安南贡道，故由广西”，“贡使往来，悉从正道，直达京师”。“朝廷的规定使得湘桂走廊中的兴安县境成为安南使臣的必经之地，灵渠成为大多数使臣南来北往的重要通道。”
此外，越南使臣在北使过程中，看到当地农民种植水稻时，利用水位落差制作水车而自动提水灌溉，确保水稻的水旱无忧；将石灰撒入田间，可以杀死害虫，提高土壤质量，“可倍收谷粟”。“这些优秀的农耕文化被越南使臣记录后带到他们的国家，是中国优秀的农耕文化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陈兴华说。
站在铧嘴尽头处，看海阳河至此“三七分流”。千百年来，水流不息，不舍昼夜。明代大才子解缙作诗感叹道：“石渠南北引湘漓，分水塘深下作堤，若是秦人多二纪，锦帆直是到天涯。”在对灵渠伟大工程的赞叹之余，诗人或多或少也表达了对秦人的惋惜。清末民初兴安本地文化名人张鼎星也曾为灵渠作一副对联。上联是“湘漓异源非异源，自来地志纷纷，忘了相离二字”；下联是“秦汉杂霸不杂霸，仅此江堤寸寸，亦当雄视千秋”。上联是关于湘漓二江同源或异源的争议问题，作者巧用“相离”的谐音表达他的见解；下联则是借史学家们“秦以霸道亡，汉以王道兴”的争论，认为秦实施的是霸道还是王道不必争论，但灵渠历经千年依旧流淌不息，恩泽两岸人民，惠达天下，足以雄视千秋。
如今，泛舟灵渠，看两岸良田千亩，绿水青山，思绪万千。正所谓“一渠流千年，润泽两岸人”。渠水淙淙，千年不语，过往的答案都在人民的笑颜里。
（感谢广西社科联、兴安县社科联对本报道的支持）
■灵渠景色美不胜收
